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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翻译诗学”的勒菲弗尔似乎也是在这样的结构关系上展开他的多元系统理论的。他的一套术语里有三个关键词，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意识形态关注的是社会应该或者可以是怎样的，而诗学则关注文学应该或者可以是怎样的。诗学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一张文学技巧、体裁、主题、典型人物和情景、象征的清单；另一个是关于文学在整体社会系统里有什么或应有什么角色的观念”，后者“显然与来自诗学的范畴之外的意识形态影响有密切关系，是由文学系统的环境中的各种意识形态力量产生的”。“只要翻译诗学的性质不再是规范性的而是描述性的——只要它的内容不再是一系列的规定，而是对译者能用和已用的种种可能的策略的描述”，那便是翻译诗学。在所谓的“忠实(或称保守)型译者”和“灵活型译者”两者中，勒菲弗尔显然偏袒的是后者，他指出：“保守的译者注意的层面是词或句，而‘灵活型’译者注意的层面是整体文化，以及文本在文化中的功能。”⑤概括地说，写诗必须遵守某些规则，而诗学研究的不仅是这些规则，它更看重的是这些规则如何被活用甚至被打破。而翻译诗学也同此理，包括前述法律诗学的虔诚、自然、直觉、启示等，都集中于这一点：诗性。 自维柯在《新科学》提出“诗性”这个范畴后，沿亚里士多德《诗学》轨迹发展的诗学理论，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随后贺拉斯的《诗艺》、布瓦洛的《诗的艺术》以创作体验为基础提出了艺术家的理论反省。而维柯的《新科学》，旨在创建一种人类社会的科学，“花了足足二十年光阴去钻研”，终于找到了“诗性智慧”这一开启新科学的万能钥匙。“我们发现各种语言和文字的起源都有一个原则：原始的诸异教民族，由于一种已经证实过的本性上的必然，都是些用诗性文字来说话的诗人。这个发现就是打开本科学的万能钥匙，它几乎花费了我的全部文学生涯的坚持不懈的钻研”。⑥“诗性”的本义就是“创造性”，诗性智慧也就是创造性的智慧。原始民族的人们，由于强壮而无知，全凭肉体方面的想象创造出事物，而这种事物因为全凭肉体方面的想象，所以又格外地具有惊人的崇高气派，使后人把他们称为“诗人们”。维柯对诗学的最大贡献，便是一反传统的关于诗的“摹仿”原则，确立起“想象”这一新的诗学原则。创造性想象这一诗性内核，牢牢吸引着“诗学”这一词语，无论诗歌、文学、艺术还是非艺术，“诗学”词语的出现，总会指向“创造性想象”的一端。 从我们的诗学研究中可以看到两种现象：一种是在诗歌、文学、艺术以及其他学科，凡是出现“诗学”的地方，便要寻找相同的外延和内涵；另一种是看到了“诗学”在不同领域、不同语境以及不同上下文中的语义相对性，干脆否认了诗学比较中有共性的存在。 索绪尔说：“如果词的任务是在表现预先规定的概念，那么，不管在哪种语言里，每个词都会有完全相对等的意义；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说价值与概念相当，言外之意是指后者纯粹是表示差别的，它们不是积极地由它们的内容，而是消极地由它们跟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系确定的。”⑦在这里，索绪尔指出，一个词语在一种语言中的价值，是由系统中其他词语的价值所决定的。那么，一个术语在学科中的含义，也是由此学科内其他术语所构成的系统所限定的。所以，在不同学科的不同术语系统内，尽管在汉语中相同发音且写法也相同的“诗学”这一词语，其含义便是由围绕着它的其他要素所决定的。学科不同，系统也便不同，随着“对立面”的改变，它的含义也便相应改变。如在诗歌理论中，“诗学”与“诗话”对立，便是强调诗学的系统性和理论性，以别于诗话的片断、驳杂和感性。在法学理论中，“法律”与“诗学”相连，便是在法学理论原有的逻辑、理性的体系中楔入情感人性的一面，由工具理性向人文感性倾斜。 索绪尔还指出，证明一个价值能够存在的因素有二：(1)能够与一定数量的物相交换，例如面包；(2)能相当于某种币制的一定货币，如多少法郎或美元。“同样，一个词可以跟某种不同的东西即观念交换；也可以跟某种同性质的东西即另一个词相比。因此，我们只看到词能跟某个概念‘交换’，即看到它具有某种意义，还不能确定它的价值：我们还必须把它跟类似的价值，跟其他可能与它相对立的词比较。我们要借助于在它之外的东西才能真正确定它的内容。”⑧这就是说，“诗学”到底是什么，并不取决于它本身，而是由它周围的其他词语所决定的。 在同一种语言内部，所有表达相邻近的观念的词都是互相限制着的。同义词如法语的redouter“恐惧”，craindre“畏惧”，avoir peur“害怕”，只是由于它们的对立才各有自己的价值。假如redouter不存在，那么，它的全部内容就要转到它的竞争者方面去。反过来，也有一些要素是因为同其他要素发生接触而丰富起来的。⑨ 让我们来看看“诗学”周围的词语。我们可以把簇拥在“诗学”周围的词语，粗略地分成三圈。最紧的一圈应该是“文学理论”、“文学语言学”和“文学写作”；然后是“文学批评”、“文学史”、“艺术理论”、“语言学”和“写作学”；最外围的应该是“美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它们或上或下、或远或近地聚集在“诗学”周围。比“诗学”更形而上抽象的，有文学理论、美学；形而下实证的，有文学批评、文学写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文学语言学、文学心理学；更远一点距离的，便是普通语言学和普通心理学等等。在其中增加一个词语或减少一个词语，都会引起相应词语意义的变化。如一度非常热络的“文艺美学”，它要在其中插足，就必得在文学理论、艺术理论和美学中“跑马占地”，分享或共享诗学的某些地盘；如认可了“音乐诗学”、“舞蹈诗学”、“绘画诗学”的存在，那就等于把“诗学”推到了它们的上位，在共属“诗学”的小系统中，既然已有了音乐诗学、舞蹈诗学、绘画诗学等，似乎就还应该有个“文学诗学”。之所以没有出现这么别扭的名称叫法，完全得益于人们早就习惯了的汉语的弹性，在广狭含义异常悬殊的情况下也可使用着同一词语。小则聚焦于最紧内圈的核心，即文学理论、文学语言学和文学写作的某个结合处；大则普照于最广外圈的方方面面，如历史诗学、社会诗学、文化诗学等，人们都可把它们叫做“诗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