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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我们的诗学研究中，有不少人在诗歌、文学、艺术以及其他学科，凡是出现“诗学”的地方，便要寻找相同的外延和内涵而终究不得的原因：此“诗学”原本就不同于彼“诗学”；而另外一些人看到了“诗学”在不同领域、不同语境以及不同上下文中的语义相对性，也就干脆否认了诗学比较中有共性的存在，而导致的负面结果便是：什么都是诗学，又什么都不是诗学。 寻找不到相同的外延和内涵，并不就可以否认这些各有所指的诗学中所具共性的存在。前文提到的“创造性想象”，就是它的内核。但作为诗学，还应该有几条可以展开的维度，以穿越它如今颇为宽广的领地。聚焦于最紧内圈的核心，在文学理论、文学语言学和文学写作的相互结合处，是创作性想象安营扎寨的地方。其实瓦莱里早在近百年前就已一语道破：正确地说，“诗学，或者不如称之为创作学”，⑩“创作学的学科对象不是艺术家，只是在他们和作品格斗之间，将他和作品相联结的动力关系”。(11)帕斯伦把瓦莱里的观点继续前推： “创作学”以按照事实，阐明创造性、自发性、创造性努力、灵感、表现、依据作品而获得的解放、影响、借用、艺术系统、引用、剽窃、临摹、制作、未完成、开放的作品、偶然性、反艺术等词语的意义为目标。以精确的事实为基础加以研究的“创作学”，以一般的创建活动，尤其是有关艺术领域中的创建活动的规范性反省中获得的认识为基础，结果，创作学被定义为“有关作品的各项指标和创建作品的各种作用的规范学”。 他还指出，创作学的规范性和美学的规范性不同。从某种意义来说，在事物的秩序上，前者先行于后者。(12) 他们的这些论述，呼应着维柯的论述，都如指南针指向磁极一样，指向诗学的核心：诗性、创作、想象。循着这一指向，在诗学探索的迷雾中，也许能让我们找到出路。 总括这些年来中国学界的诗学研究，可分三大类： 1.诗学研究的古今之变 中国诗史三千年，先秦诸子百家始，对诗及文学多有论及。要建立今天的诗学体系，祖宗的宝贵遗产不能弃之不顾，但如何继承，则众说纷纭。汗牛充栋的诗话文论中，有多少是属于文学史的？有多少是属于作家作品评论的？又有多少是属于文学理论的？应该清理清理。文学史的归文学史，文学批评的归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归文学理论，在这其中，该属诗学的归诗学。但谈何容易，这能清楚地区分吗？不能！但是如果以诗性的创作性想象为一端，根据与此端点的关系远近进行比量取舍，那么，哪些属于学科意义，哪些属于对象意义，哪些属于对比意义，还是可以明晰起来的。如古代律诗定型于初唐，但真正为大多诗人仿效遵循，则在盛唐以后。其中可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哪些诗人古诗多于律诗，哪些诗人古诗与律诗相当，哪些诗人律诗多于古诗；也可以研究律诗为什么定型于初唐流行于盛唐，是否因为试诗帖的缘故，是因为科举考试诗歌不合格律不行还是其他；也可以研究字数、对仗、平仄、押韵等方面的规定，律诗都要严于古诗，这给诗人遣词造句带来束缚的同时，又给诗人追求音谐律合提供了新的路径；还可以研究“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求异原则，和由此激发出来的汉语本身所潜藏着的音韵美的种种诗律形式……这些研究，哪些更贴近诗性的创作性想象一端，哪些更为远离，其实是不言自明的。 把诗歌分为述德诗、劝励诗、公宴诗、祖饯诗、咏史诗、游仙诗、游览诗、咏怀诗、哀伤诗、行旅诗、军戎诗等等，和把诗歌分为古歌谣辞、四言古诗、乐府、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杂言古诗、近体歌行、近体律诗、排律诗、绝句诗、六言诗、和韵诗、联句诗、集句诗、杂句诗、杂言诗、杂体诗等等，前者认识的是对象，后者认识的是形式，对象包括外部的大千世界和内部的心灵世界，林林总总，千殊万变，而形式则是使对象成为诗的路径；当然形式更靠近诗本身。有人把写三峡的诗集于一册，起书名为《三峡诗学》；如法炮制，很快就可以有《黄山诗学》、《东海诗学》、《黄河诗学》，也许这些书都很有价值，但与我们所说的诗学没什么关系。在古今之变中，不要老纠结于祖先的遗产是学科资源多还是学理资源多，亟待进行的是：不管多与少，用学科资源去完善诗学体系，用学理资源去丰富诗学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