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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江南文学社团的特定文化空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乐群”是文人的普遍心理倾向，并深化为一种“社会性地体现在身体中的”惯习[21](P170)。这种群体心理往往通过“聚”来表达，“夫士必有所聚，穷则聚于学，达则聚于朝，及其退也，又聚于社，以托其幽闲之迹，而忘乎阒寂之怀。是盖士之无事而乐焉者也。古之为社者，必合道艺之士，择山水之胜，感景光之迈，寄琴尊之乐，爰寓诸篇章，而诗作焉”[22](P597)。可见文学社团是文人“乐群”精神的产物，而当庙堂朝殿、莲府官署这样的空间被一些文人否定或放弃了之后，山水空间便成为“聚”的重要选项了。 山与水本相互依傍，文人往往并置而言，文学作品中“山水”往往连绵孪生。但就现地、场景而论，在“山色七十二，湖光三万六”[23](P8)的江南，文学社团最常见的是以水环境为首选文化空间。清代江南士族吟咏酬酢的群体性文学活动往往即在湖畔水滨进行，甚至可以说凡水边湖岸无不有文学社团活动，许多文学社团便直接以水名作为社团之称，这里略举数例：西湖诗社、平泉诗社、西溪吟社、花川诗社、南湖瑶纶阁社、南湖吟社、秀水诗课、绿溪诗社、莺脰湖诗社、柳洲八子、鹦湖花社、清溪社、漤上诗社、苕溪诗社、双溪诗社、语溪澄社、鸳湖吟社、竹溪诗社、春湖吟社、泖东诗课、泖东文社、棠溪诗社、莺湖九老会、金溪五老社、蓉湖吟社、梁溪社、槐江社、苕溪社。① 其实仅凭社名来判断文社或诗社是否与湖畔水滨有联系还是比较机械的，即使以江干社、汐社、水村诗课、湖舫吟社、五湖诗社之类有“水”为符号的名称来认定社团与湖畔水滨的关系也会陷入教条。以道光十年(1830年)春陈希恕等在吴江盛泽创立的红梨社②来说，社名似乎与水无涉，其实不然。周梦台《红梨社诗钞跋》言：“吾乡有水名红梨渡。”[24]据《盛湖志》载：“红梨荡在盛泽荡北，邑沈志名白马寺后荡，昔人种红梨于湖滨，故名。国朝康熙间里人俞南万开设渡舟，建凉亭，以通谢天港来往之路，因名俞家渡。”[25]由此可见，“红梨社”其实亦因水而名。只要认真考察，这类情况会发现很多。 为什么江南文学社团往往选择以水滨湖畔为文学社团活动的现场?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起主要作用。 一是水路通达，舟楫甚便。江南多水，而当时水路交通也优于陆路交通，舟楫往来较为方便，与山区道路崎岖阻隔颇为不同。中唐时期李肇撰写《唐国史补》，在论及江南的区域优势时，就着重强调“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26](P448)。正是处处“无不通水”而“舟楫居多”的便利，使整个环太湖地区文人的联系相当密切，文学社团网络由水湾港汊、湖滨汀州层层组合连接起来，呼远唤近，脉息相通，社团的组织状态于焉形成。 明末清初社集活动伴随着政治潮流风卷云涌，复社作为文学色彩涂抹下的一个具有极强政治诉求的民间社团，声势浩大。张溥登高一呼之下，应者云起雷动。复社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集会活动，分别为吴江的尹山大会、南京的金陵大会和苏州的虎丘大会。这三次大会都极富江南水国特色，即舟上往还大张旗鼓、水滨浪漫竭尽风流。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记录了复社集会舳舻绵延的盛况： 松陵水乡，士大夫家，咸置一舟。每值嘉会，辄鼓棹赴之，瞬息百里，不以风波为苦也。闻复社大集时，四方士之拏舟相赴者，动以千计。山塘上下，途为之塞。迨经散会，社中眉目，往往招邀俊侣，经过赵李。或泛扁舟，张乐欢饮。则野芳浜外，斟酌桥边，酒樽花气，月色波光，相为掩映。倚栏骋望，俨然骊龙出水晶宫中，吞吐照乘之珠，而飞琼王乔，吹瑶笙，击云璈，凭虚凌云以下集也。[27](P353) 复社旗下诸多社团关系复杂，张溥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逝世，同声、慎交二社生出种种嫌隙。身为一时文坛巨魁的吴伟业出面调和，折冲樽俎，顺治十四年再次将各社揉拢起来，倡导成立十郡大社，决定续崇祯年间盛事，仍然在虎丘举行集会。③据记载： 癸巳春，同声、慎交两社各治具虎丘申订，九郡同人至者五百人。先一日慎交为主，次日同声为主……会日，以大船廿余，横亘中流，每舟置数十席，中列优倡，明烛如繁星。伶人数部，声歌竞发，达旦而止。[28](P1463) 江南四处通水而舟楫居多，不但为男性开展文学群体活动带来了孥舟而行的方便，而且清代女性文学社团活动亦往往在水上、舟中。在这方面，蕉园诗社是一个典型。吴颢曾这样记载蕉园诗社才性文气极盛的女诗人在西湖出游授管分笺的情景： 是时武林风俗繁侈，值春和景明，画船绣幕交映，湖漘争饰，明珰翠羽，珠霄蝉縠，以相夸炫。季娴独漾小艇，偕冯又令、钱云仪、林亚清、顾启姬诸大家，练裙椎髻，授管分笺，邻舟游女望见，辄俯首徘徊，自愧弗及。[29] 显然“舟楫”与“水滨”构成了清代江南文学社团一个特具情韵的文化空间和创作现场。地之便、水之利，都成为江南文人乐群雅集的天然条件。 二是湖畔忘机，栖水高逸。清代江南文学社团每每以湖畔水滨为自我文化空间，还在于水环境提供了隐逸氛围。明清时代文人结社，除复社、三千剑气社、南社等政治色彩明显的社团外，绝大多数都与隐逸具有通约性，很多文人结社的事迹往往见于地志的《隐逸传》，如《常熟县志》载：“钱润，字惟霖，布政使昕族弟。性高旷，席有丰业，不以家萦怀，独喜近林薮词墨士，与邑善诗者为吟社，每月集于其家，遇风雨必遣舟舆迎之。客至，出所业评窜，夕而后散。时以醪米馈遗，口不及俗事，人或犯之，茹而弗校，以是岁租常不入。诗温丽可诵，书仿宋仲温。”[30]《苏州府志》载：“陆志熙，字予敬，长洲人。吏部郎中康稷子，明末由诸生选贡。尚气节，工诗文，承先志，不谒选人。康熙初，迁昆山南星渎，与归庄、王晨、吴殳辈结社赋诗。”[31] 隐逸，是文人结社的基本出场状态，也是选择水滨湖畔的心理意向。即如上述的南社，我们虽然能够读到诗人们在社团成立时乘船至虎丘雅集的诗句“画船箫鼓山塘路，容与中流放棹来。衣带临风池水绉，长眉如画远山开”[32](P114)，能够感受到时代的鼓声中“容与中流放棹来”的侠义剑气；在后来的鸥社④阶段，也仍然可以在“碧浪粼粼软，轻舟荡漾来。荒村围古树，斜塔倚颜台。云影孤帆静，歌声几处哀。浊酒如可买，遣兴且衔杯”[33]的诗行中听到云影孤帆歌声沉哀，可知轻舟荡漾也有与时代相通的脉息。但总的来看，隐逸的倾向是相当明显的，“诗遇知音堪结社，瓶储余粟可致仕”[34](P506)是清代文人结成文学社团的一般动因，而“独坐看梅倚钓矶，与梅相对澹忘机”[35](P542)，则是湖畔水滨社中人普遍心态。 有一个例子颇能说明江南文人湖畔忘机、水滨高逸心态。清末民初柳亚子请擅长丹青的南社成员陆子美绘《分湖旧隐图》，并于次年广征众社友题咏。陆子美水墨《分湖旧隐图》浩渺澄静、荒寒凄清，表现出浓厚的向隐之意，“分湖便是子陵滩”的隐逸流脉构成了一片水国气象。该图题咏前后长达七年，其作品数量近三百篇，诗人们都洞透并呼应其中的隐逸内涵。王德钟诗云：“鱼庄蟹舍两模糊，渺渺山连淡淡湖。绝妙分湖好点缀，一丛密树一丛芦。”余十眉云：“烟波十里荻花秋，张翰莼鲈渺渺愁。输与当年杨铁笛，画船犹得载花游。”徐大纯云：“葭苍露白吟无已，知是诗人忆故乡。”朱剑芒云：“文章憎命隐樵渔，露白葭苍忆故居。”[36](P25-141)袁圻云：“我是风尘倦游客，买田也要傍分湖。”[37](P366)戴德章云：“如此风光如此宅，何妨归隐做神仙。”[38](P4383)水环境与世俗之间形成了一道隐然的隔离带，当诗人们占得一片水滨湖岸幽胜佳地时，自然生出渔樵之思，抒发出离开现实世界是非后心与物冥合，尘俗烦恼澹然俱忘的情怀，其心境清净愉悦，姿态潇洒澹荡。 三是接踵前贤，追步风雅。清人选择水滨、湖畔、舟上作为社团活动的现场，也是对前人结社文化记忆的再次展开。前贤曾经将那些地方作为文学现场置酒高会联袂唱和，湖山啸咏极尽风雅，特定的空间留下了文学映射，成为江南士族阶层的集体记忆。清代江南文学社团对空间的选择及其行为模式，都带着对过去的风雅识记、保持和再现的意义。西湖是一个典范性文学地景，这是历代文人会聚酬唱的胜地，嘉靖年间以“西湖八社”著名，明末又现“西湖八社”，而清代杭州的不少诗社都追步风流。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三《杭州诸诗社》云： 吾杭自明季张右民与龙门诸子创登楼社，而西湖八社、西泠十子继之。其后有孤山五老会，则汪然明、李太虚、冯云将、张卿子、顾林调也；北门四子，则陆荩思、王仲昭、陆升黉、王丹麓也；鹫山盟十六子，则徐元文、毛驰黄诸人也；南屏吟社，则杭、厉诸人也；湖南诗社，会者凡二十人，兹为最盛。嘉道间，屠琴坞、应叔雅、马秋药、陈树堂、张仲雅诸人有潜园吟社，而汪氏东轩吟社创于海宁吴子律，小米舍人继之，前后百集。舍人刊社诗为《清尊集》。戴简恪寓杭州天后宫，有秋鸿馆诗社，亦骖靳焉。潜园、东轩皆有图。《东轩吟社图》，费晓楼画，今尚存；汪氏《潜园图》，则不可得见。咸同以后，雅集无闻。光绪戊寅，族伯父筠轩先生创铁华吟社，首尾九年。先生殁，而湖山啸咏风流阒寂矣。[39](P96) 以上社团并不都以西湖为唯一社集场所，但无不有湖山啸咏。金埴《巾箱说》：“周渔山字复庵者，自号天台山人。善摄生而工诗。康熙壬午，年百有七矣!予与吴子宝崖、陈琰举吟社于西子湖头，名流百辈，远近咸集。山人翩跹而来，神韵轻举。”[40](P157)袁枚《随园诗话》卷三载：“乾隆初，杭州诗酒之会最盛。名士杭、厉之外，则有朱鹿田樟、吴瓯亭城、汪抱朴台、金江声志章、张鹭洲湄、施竹田安、周穆门京，每到西湖堤上，掎裳联  艺，若屏风然。”[41](P93-94)西湖堤上的风雅可见一斑。其实不仅诗骚一流，即使如藕花居文社之类，又何尝不以西湖为文学天地，“举湖山之寥廓幽邃，以供吾侪之啸咏”[42](P80)呢!另一个突出的文学地景是嘉兴之鸳鸯湖。鸳鸯湖虽仅一隅，却因自然风光绝胜而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流连唱和之地。其赓和之什、联唱之章，自唐宋以来蔚为大观。刘长卿《南湖送徐二十七西上》为较早歌咏鸳鸯湖风光的作品：“家在横塘曲，那能万里违。门临秋水掩，帆带夕阳飞。傲俗宜纱帽，干时倚布衣。独将湖上月，相逐去还归。”[43](P249)苏轼亦有“鸳鸯湖边月如水，孤舟夜傍鸳鸯起”之句[44](P410)。宋朱敦儒晚年隐居嘉禾，卜居鸳鸯湖畔之放鹤洲，与文人雅士悠游其间，作《樵歌》多咏鸳鸯湖。前人虽未见结社之举，但其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如朱敦儒，既解组南归，筑室鸳鸯湖畔为读书堂，道光年间的鸳水联吟社曾以之为题作社诗，以表达对前贤的追慕。清初朱彝尊作《鸳鸯湖棹歌》一百首，以诗歌的形式对鸳鸯湖及嘉禾一带的风土民情及地方掌故进行描写，影响巨大，《鸳水联吟集》卷二十所载《题小长芦钓鱼师图》，即是以禹之鼎为朱彝尊绘写的《小长芦钓鱼师图》为目进行专题性集体唱和。沈筠《鸳水联吟·草堂雅集》有风流五百年、鸳社继今日之说。显然，道光年间的鸳水联吟社正是继美前贤，是对历史的贯通衔接。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累积进步的过程；文学家从来不是孤光自照者，都是在对先贤的记忆中成长的。优胜的水环境是清代江南文学社团天然受容的精神和物质财富，而他们是湖畔水上文学史最有力的续书者，他们行为上仿效前人风范，写作上参照原生文本，在自己的时空中开掘新的文学话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