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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江南遍布的山庄园林、无数的居宅堂室，都成为文学群体或文学社团创作的现场。文事活动中“活的元素”(文人)、“静止的元素”(文本)都被注意或重视，而介于“文人”与“文本”之间的“物质元素”——地点场景，往往被忽略。考察清代江南地区的“水环境”，探讨与“水”相关的“场景”与文学社团发展的关系，可以看出江南文人用文学书写的方式建构了以水为环境特征的自然，同时这种自然环境长期被感知又反过来建构了江南文人的文学经验，这种双向建构使江南文人和水环境形成了共存的耦合关系。清代江南文学社团大量写于湖畔水滨的作品及其背后群体活动的故事，成为一种特有的兼具文学性和社会性的认知地图，是我们回忆清代江南文人生活和文化生态的重要参照，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关 键 词：清代/江南/文学社团/湖畔水滨/自然书写/创作现场 作者简介：罗时进，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苏州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 江南有得天独厚的山水之胜，有遍布城内或郊野的山庄园林，以及无数平凡或不平凡的居宅堂室，这些都成为文学群体或文学社团创作的现场。通常我们对文事活动都注意“活的元素”，其核心是文人；抑或重视“静止的元素”，主要是文本；但介于“文人”与“文本”之间的“物质元素”——地点场景——往往被忽略了。而地点场景恰恰构成了当时作家创作的条件和感知对象，也成为特殊的空间记忆进入作家创作之中。因此，所谓“场景”应该作为文学创作的“先期文本”来看待，“后期文本”与“先期文本”存在着天然的、内在的联系。本文着重对清代江南地区“水环境”进行考察，由此探讨与“水”相关的“场景”同文学社团发展的关系。 一、水环境与江南文人的耦合关系 江南具有丰富的水资源，水是构成江南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的基础条件。水环境对文明的形成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水的历史文化意义，俄国著名生物学家梅契尼柯夫在《文化与伟大的历史河流》一书中认为：“水不仅仅是自然界中活动的因素，而且是历史的真正动力……不仅仅在地质学界和植物学界的领域中，而且在动物和人类的历史上，水都是刺激文化发展，刺激文化从河流系统地区向内海沿岸，并从内海向大海过渡的力量。”[1](P237)把水视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极富见识的，我们在研究江南文学的发展与贡献、讨论江南文学社团的形成与特点时，如果要选取和切入那些与本质相通的因素，自然应关注水环境。 江南具有江、河、湖、海一切水环境的优势，而其中太湖之“水”具有核心的地位。“太湖，巨浸也。东西洞庭，奥区也。山在水中，目景斯聚，心景斯别。从旷处望，三吴数百里不能遁形。”[2](P482)浩瀚广袤的太湖是江南之母，她决定了江南的性格，也维系着江南的存在。“惟吴泽国，民以田为命，田以水为命，水不利则为害。”[3]《宋史·食货志》也说：“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4](P4182)。明人吕光洵《修水利以保财赋重地疏》亦云：“今天下大计，在西北莫重于军旅，在东南莫重于财赋。而苏、松等府，地方不过数百里，岁计其财赋所入，乃略当天下三分之一。由其地阻江湖，民得擅水之利，而修耕稼之业故也。”[5]除“耕稼之业”外，栉比鳞次的市镇也蕴藏着极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在江南，“四周皆大泽，环之如带，其中林木掩映，港汊蟠曲”[6]的市镇不可胜数，其得“擅水之利”也是非常明显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水为江南的交通带来了便利，开阔的水面境域，四通八达的水上路线，纵横交错的水陆交通，形成了门户开放的态势。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这样描述松江：“雄襟大海，险扼三江，引闽越之梯航，控江淮之关键。盖风帆出入，瞬息千里，而钱塘灌输于南，长淮、扬子灌输于北，与松江之口皆辐列海滨，互为形援。津途不越数百里间，而利害所关且半天下。”[7](P270-271)而清代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8](P331)。江南向近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文化观念上得风气之先，本土传统观念与新观念、新思潮在这里交汇激荡，形成了多元文化的态势，江南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态势中得以发展的。 这里让我们看一看英承科《湖光山色记》所云：“宋圣简为余两弟设皋比于挺秀堂，时为余谈包山胜概，属寰中第一。余时神往，谓他日一了经生债，便当买扁舟，浮沉七十二峰间。”[9](P165-166)陈去病《松陵诗派行》站在文化高度总结道： 端委化俗文明开，延陵观乐中原回。四科言氏尚文学，宗风肇起孳胚胎。加以太湖三万六，澄泓渟蓄何雄恢。朝钟夕毓孕灵秀，天然降兹攀奇才……笠泽丛书才告成，松陵唱和多新制。因斯篇帙盛流传，踵事增华发凡例。三高祠宇乍经营，亭子鲈乡斗清丽。滩名钓雪桥垂虹，风景吴江绝尘世。[10](P12) 这首诗很长，作者以松陵一地为例说太湖之广，水之丰沛，对文学人才代出具有重要的养育、推助作用。江南一地得太湖胚育成长的诗人远不止松陵一地，可以说，整个环太湖地区的文人都为之涵括，其栖居于此，感兴于此，“山水之胜得之目，寓诸心而形于笔墨之间”[11](P5)。归有光云：“太湖汪洋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沉浸其间，则海内之奇观矣。”[12](P419)皇甫汸云：“吴乡信云美，山水饶嘉丽。迭  表参差，层峦隐亏蔽。时惟二月芳，雨散千门霁。蕙畹荡云滋，兰皋屏氛翳。独携丘中琴，言鼓江上枻。结友遵岩阿，寻僧指林际。仰看众鸟翔，俯悦鲦鱼逝。物理相因依，余踪且留滞。”[13](P540)文征明亦云：“吾吴为东南望郡，而山川之秀，亦惟东南之望……言山川之秀，亦必以吴为胜。”[14](P1263-1264)这里对“吴乡”之美的歌颂，其物理与情感“因依”的基础乃在于太湖及其腹地之山水。江南的范围应该怎样界定是需要讨论的。理论上，今天以长江下游“江之南”地区皆称江南，但这是较为宽泛的，如论其核心地区仍然应该是明清时代苏、松、常、镇、太、杭、嘉、湖七府一州所涵盖的地方。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曾指出： 大江下游南北岸及夹浙水之东西，实近代人文之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然其学风所衍，又自有分野：大抵自江以南之苏、常、松、太，自浙以西之杭、嘉、湖，合为一区域；江宁、淮扬为一区域；皖南徽、宁、广、池为一区域；皖北安、庐为一区域；浙东宁、绍、温、台为一区域。此数域者，东南精华所攸聚也。[15](P60-61) 将“江以南之苏、常、松、太，自浙以西之杭、嘉、湖，合为一区域”，不仅符合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也符合文学的地理分布。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地域范围对水环境与文化、文学的关系的考察，除了应关注密集的太湖水网外，杭州西湖无疑也应作为一个重点。 西湖在江南文化、江南文学发展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西湖之地域范围与太湖无法比拟，且西湖由泻湖到筑塘与海隔绝，从而使湖水逐渐淡化成为城郊优胜水境，其间历代开浚之力甚着，这与太湖完全由自然造化而成亦非同等意义，但西湖特殊的美学构造形成的集约性优美山水意境恰恰与开放性的太湖相对照。吴庆洲先生分析道：“西湖除去邻接市街的一面，三面环山，这样，山遮挡了视野，限定了视界，而这一闭锁性反而令湖水成为前景，使一个独立的山水构图浮现出来。而且因为西湖也正好是视界能容纳的大小，对游览者来说，作为没有显著差别的映射，盘结在各自的心里。山水的配置，防止了游客对于景观注意力的扩散，起到了向某一种意象集约的效果。”[16](P66) 苏轼曾云：“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17](P864)如果说浩瀚的太湖造就了江南的美学身段的话，那么西湖之于江南，亦似眉目之传神，而宋代以来形成的西湖十景，连同唐代李泌、白居易，宋代林逋、苏轼，元代赵孟頫、黄公望、杨维桢等一大批著名文人留下的人文遗迹，更为西湖增加了美学空间，使之成为文士向往的绝胜佳境。至明清两代杭州的城市影响有扩大的趋势，西湖文学亦蔚为大观。《西湖志》卷十九曰：“西湖名流辈出，或选胜而来，或抱奇而处，山高水长，有令人流连向往而不能置者。”[18]江南文人是如何心仪西湖的，从王应奎《海虞诗苑》中关于清代海虞诗人王维宁的记载可窥一斑： 维宁，字古臣，隐居邑东之韩庄，自号寒溪子。好游山水，而又善画，所至辄图其胜以归。尝与友人结西湖看花社，岁必一往，计一生湖上游迹，凡二十七度云。人有延之为师者，君必访其居，有园亭、竹树可供赏览者，然后就之。得束修钱，辄出片楮裹置漉囊，曰：此吾快游具也，其负胜情如此。嘉定黄陶庵尝序其诗，拟诸方玄英、陆鲁望，庶几得其伦矣。[19](P54) 王维宁“岁必一往”西湖，平生凡二十七次，且专门组织文学社团“西湖看花社”作群体性的“快游”，可谓对西湖情结的极致化，很有代表意义。其中反映的文人与水的亲和感情，文人对水的依赖关系，是颇能说明文人和文学社团在江南水环境中发展的“心理——审美”因素的。“名区胜境必待人而后显，果其人功业文章足为湖山增重，则不必尽属浙人自当与西湖并垂不朽，至迁客骚人、缁流羽士亦例得并载。”[20]天下文人墨客都是西湖的欣赏者和文学创作者，而江南文人有地利之便，更能满足对西湖的审美愿望，以之为题材的作品极多。 太湖与西湖胚育了苏州和杭州两个中心城市，也滋润繁茂了由这两个城市连接的江南沃土上的文学。江南文人散布在广袤的江南地域中，用文学书写的方式建构着文本上的以水为环境特征的自然，同时这种自然环境在江南文人的生命过程中长期被知觉渐而类化为特定情感，又反过来建构了江南文人的文学经验，生成了某种文学观念。这种双向建构使江南文人和水环境形成了相须、共存、并演的耦合关系。这在清代文学社团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