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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对两汉，特别是东汉人们的“活动和观念”具有重要束缚作用的不是谶纬神学，而是名教伦理。从西汉中期开始的儒学独尊运动，终西汉之世基本上都是停留在书本层面，即在精神文化领域确立起经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未能使之落实为人们的日常伦理。只是到了后汉，经过帝王与士大夫的共同努力，经学才渐渐落实为社会意识形态，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原则，从而严重束缚了人们的心灵。魏晋的玄学以及士大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种种举措，都可以视为是对这种束缚的挣脱。然而，这却不能说是“人的觉醒”。 什么是“人的觉醒”？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口号式的、缺乏学理依据的说法。如果说在人类历史上有些进步勉强可以名之曰“人的觉醒”的话，那么这也一定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不是某种一次性现象或事件。如果非要讲“人的觉醒”，从有可靠文字记载以来看，则西周贵族大约是第一次。以前人们过于信天命与鬼神，西周贵族从自己的政治实践中感受到人的行为的重要性，认识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道理。所以在统治阶层中大力提倡道德自律，主张“敬德保民”，从殷人的“敬鬼神”而转为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也就是说，认识到人的人格修养、道德规范的重要作用。孟子尝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伦理道德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最重要的标志，因此周人对道德的空前重视，乃可视为中国历史上“人的第一次觉醒”。到了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由于统一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了，诸侯各自为政，政治上的多元状态也就导致思想文化上的多元并举。诸子之学都可以看做是“人的觉醒”，至少是某一方面的觉醒。儒学是继承了周代贵族精神，继续弘扬人的道德价值；老庄之学意识到人的自然本性的首要意义以及人与自然的同一性；杨朱之学强调个体生命的可贵；墨家之学彰显社会的整体性、同一性，重视协作友爱精神；法家则依据人的本能欲望而立论……这些都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自觉。因此以儒道两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之学可视为“人的第二次觉醒”。显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人是不必等到魏晋时期才开始“觉醒”的。 但是魏晋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士大夫阶层在生活方式和言说方面也有新的表现，诸如不再把“美刺”或“润色鸿业”作为诗文的基本功能，而是把个人情趣作为文以及其他艺术门类表现的主要内容、常常感叹生命的无常与人生的短暂、服食养生成为普遍风气、重视个人的容貌与风度举止、酷爱自然景物，以游山玩水为时尚、重视个性的表现与张扬，等等。应该如何看待此类现象呢？在我看来，标举诸如“生命的觉醒”、“人的觉醒”、“人性的解放”之类空洞的口号，不如拈出“趣味”二字来得贴切实在。是士大夫阶层“趣味”的变化导致了上述一系列变化。魏晋六朝士大夫在各方面的表现之所以迥异于汉代士大夫，根本上就在于这“趣味”的变化，具体说就是“文人趣味”出现了。盖两汉之时，作为知识人，士大夫阶层也同样具有个性化的审美趣味，只不过在彼时的语境中，人们更重视经学话语或道德评价，故而纯粹的审美评价被边缘化了。魏晋六朝之时，士大夫也有集体性的政治与道德诉求，只是在此时的语境中，人们更重视玄远抽象的谈论与个性化行为举止，故而政治与道德诉求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对于士大夫阶层而言，喜欢在道德人格上自我砥砺、自我提升，还是喜欢任性逍遥、游戏人生，在我看来并无高下之分，更谈不上什么“蒙昧”与“觉醒”。从某种意义上把魏晋士大夫的行为视为一种堕落亦未尝不可——向前与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比一比，向后与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格理想比一比，六朝人物那点逍遥与自在就不见得有多么了不起了。总之，狂放自得也罢，砥砺名节也罢，都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分内”之事，都是他们可能扮演的角色，与西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个性解放”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内涵，不是一码事，不可随意比附。事实上，张扬个性在东汉中后期的士林之中已然蔚为风尚，而对文章辞赋的鉴赏性批评，也从这个时期开始形成，这些恐怕都不是“人的觉醒”而是“文人趣味”之结果。这就是说，从文人士大夫“趣味”演变的角度来解释“文学的自觉”现象，应该是更符合实际情况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