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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变迁，儒家的个体精神乌托邦也处于变化之中。如果说先秦儒家还是以“博施济众”这样的现实价值为圣人的最高标准，那么到了宋代，在佛学的刺激下，道学家们的个体精神乌托邦就更进一步强化了其超越现实的特性。张横渠提出“大心”与“天地之性”说，认为圣贤之人能够做到“民胞物与”；程明道强调“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与“孔颜之乐”。他们毕生追求的乃是“无往而不乐”的精神境界。用现代哲学家冯友兰的话来说，这是人生最高境界，即“天地境界”。宋儒的这种个体精神乌托邦对于元明以降的文学思想影响至深，特别是晚明士人在诗文书画创作中那种对个体精神的肆意张扬，可以说正与宋儒的这种人格理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我们再来看道家。老庄的最高社会理想是“自然”，最高人格理想也是“自然”，故而“自然”乃是道家乌托邦精神的标志性概念。“自然”这个概念并无神秘色彩，就是自然而然、自在本然的意思，这也正是老庄之“道”的存在状态。万物都自在本然地存在着，为万物的这一性质命名就是“道”。所以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道家说天下万事万物都体现着“道”，也就等于说万事万物都是自然而然、自在本然地存在并运演着，而不依赖任何外力的作用。这看上去似乎不过是说出了一个最朴素不过的、人人都不难知晓的道理而已，其实却是建构了一种更加彻底地否定现实、超越现实的乌托邦。道家士人标举自然，根本目的是反对人为，亦即反对执政者们为了各自的私利而彼争我伐，搞得天下大乱。所以，老庄的哲学根本上和儒家一样，也是一种政治哲学，是士人的乌托邦。从现实层面看，儒家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都是很难实现的，相比之下，道家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就更是高远难达了。所以二者都是士人乌托邦精神的话语显现。或许是由于道家的乌托邦更加玄远缥缈，更具有超越性，所以其在现实中就更加难以实现，而在后世的文学艺术中反而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举凡道家的核心概念，诸如道、自然、远、大、朴、拙、玄、妙、神在魏晋之后无一不成为诗文书画品评中的重要概念。这就意味着，道家学说本身虽然不是文学思想，但其超越性与文学艺术具有某种内在的相通性，故而道家思想就成了不是文学思想的文学思想。 从士人乌托邦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是一条可行的研究路径，许多复杂的文学现象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一般说来，由于社会境遇的不同，士人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常常会交替发挥作用。例如魏晋六朝时期文学思想为何一反两汉文学旨趣，对个人情趣以及玄远、飘逸的风格那样热衷？其原因就在于此期士族文人普遍具有超越现实的乌托邦精神，这种乌托邦精神在哲学层面上显现为玄学话语，在生活伦理层面表现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旨趣，在文学层面上就显现为一种否定现实、超越现实的价值取向。这是个体精神乌托邦在发挥作用。玄学旨趣在根本上乃是士族文人乌托邦精神的形而上呈现，其“贵无轻有”思想实际上是对现实政治的否定而对超越的精神世界的肯定。整个魏晋六朝时代差不多都笼罩在这种超越的乌托邦精神氛围之中，故而在文学上相继出现游仙诗、山水诗、田园诗的辉煌。在文学理论上对于形式，诸如文体、声律、对仗等的空前重视，从根本上说也是基于这种超越现实的乌托邦精神。而在汉唐时代，文学思想更倾向于那种雄浑、豪迈的诗文风格，特别重视诗文的社会功用，这就说明是儒家士人的社会乌托邦在起着主导作用。是他们那种“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使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