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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学本体论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中形式本体论的影响最为深远和持久。形式本体论在上世纪80年代的产生是新时期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也是理论界对注重形式创新的先锋文艺思潮所做出的回应，同时深受西方形式文论的影响。在形式本体论的演进和论争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本体论对反映论的批判和超越，其次是文学形式本体论与人类本体论、活动本体论等观念之间的论争，而在形式本体论内部由于对形式的不同理解和侧重也出现了语言本体论、叙事本体论和结构本体论等分支。新世纪初进入了文学本体论的反思和批判阶段，主要侧重于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对形式本体论的合法性进行探讨。近两年，基于对中国文论的当前危机和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的局限性的反思，张江提出了“本体阐释”的解决方案。“本体阐释”的实现需要在前两次大讨论的基础上对“本体”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同时在文学批评层面对“本体阐释”的理论构想予以实践。 关 键 词：文学本体论/形式本体论/本体阐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基本文学理论观念的演进与论争研究”(10BZW011)；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青年团队项目子课题“西方文艺学、美学在当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IFYT12004)；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2015WLJH02)。 作者简介：杨建刚，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在新时期文艺理论史上，文学本体论是一个引起长期论争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基本理论问题。关于文学本体论的论争在新时期主要有两个阶段，一是新时期的开端阶段，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二是新世纪之初。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学界又出现了建构文学“本体阐释”的尝试，而且获得了很多学者的认同，我们也可以将这个趋势看作关于文学本体论讨论的第三波的萌芽。这几次论争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可以说，新世纪的讨论是新时期提出的文学本体论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反思和回响。而从对新时期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性来说，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本体论问题的地位显然更加突出，它对新时期文论一改反映论、工具论等传统观念，对推进中国文论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讨论中，出现了诸如形式本体论、人类本体论、生命本体论、活动本体论等观念。这些观念对新时期文论的影响都不可低估，而且或多或少都对当前文论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其中当属形式本体论的影响最为持久，也最为深远。可以说，在形式本体论观念的形成、演进和论争的过程中，不仅使新时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而且也带来了方法论的更新。这一过程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展开基本同步，同时也彰显了新时期中国思想观念的发展与变化。因此，研究和反思新时期中国文论的发展过程，形式本体论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观照和审视中国文论现代性的重要切入点。更重要的是，重建文学本体批评，建构文学“本体阐释”也必须以前两场讨论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更清楚地把握重建本体论的可能性和未来方向。 一、文学形式本体论观念的形成语境 首先，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形式本体论的产生是对革命意识形态进行反思的结果。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当代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时间的自然延续，而是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开启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新时代。在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新的理论思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文学研究领域，学术界开始反思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反映论”和“工具论”，认为这种曾经在中国文学界发挥过重大影响的源自于苏联的理论观念已经变得僵化和守旧，不再适合新时期中国学术界正在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不再对新出现的各种先锋文艺思潮具有解释力。无论是把文学看作社会历史和政治生活的直接反映，还是把文学看作革命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斗争的工具，都把政治性作为文学的第一属性，让文学承担了太多本不该属于它的责任和功能，使文学不堪重负。因此，在已经告别革命意识形态的中国文学界，对这种革命化的文学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从而探索一种适应新时期现实需要的新的文学观念就成为文学界的普遍诉求。可以说，在这场思想大变革和大解放的运动中，文学扮演着先锋者的角色。文学本体论思潮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中产生的。此时，尽管学术界对何为文学本体这一根本问题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但是认为文学是一个自足体，有自身的特性和规律却已经成为共识，文学本体论就是要研究和探索那些仅仅属于文学自身的特性和规律。在形式本体论、活动本体论、人类本体论等文学本体论观念中，形式本体论之所以能够最终获得更多的认可，并产生最持久的影响，更根本的是基于文学领域自身的变革。 其次，从文学实践的角度来看，是新时期兴起的注重形式创新的先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回应。这股思潮以马原、莫言、余华、残雪、格非等为代表，试图以新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新时期完全不同的文艺观念和审美经验。他们认为文学的核心并不是要表现一个外在的目的，文学的本体就在于其形式自身。因此，他们一改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路径，强调文学的形式变革，并在创作过程中进行大胆的文体实验，创作出了很多在文体形式方面独具匠心、别出心裁的作品，使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风貌。文学创作领域的这种新变化需要在理论层面予以解释和研究，而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和道德批评等“所有在文学语言、形式之外的批评都使人们包括批评家本身感到言不尽意。于是，批评被创作‘逼上梁山’，走上了对传统的批评模式的反叛之路”。① 如果说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氛围和先锋文学的形式变革是形式本体论出场的现实动因，那么西方形式文论的翻译和研究则为形式本体论的形成提供了学术话语和研究方法的范本。虽然新批评的重要理论家瑞恰兹和燕卜逊早在上世纪30年代起就曾在清华大学等高校任教，并对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钱钟书、朱光潜、袁可嘉、李安宅和朱自清等人都曾借用其方法研究中国文学，但此时的中国学术界尚未把形式上升到文学本体的高度，对他们的借鉴还主要停留在技术层面。直到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与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井喷式译介一道，西方形式文论才开始被大量介绍进来，并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空前重视。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中译本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之后连续印刷两次，销售过万册，②足见中国学术界对它的认可和青睐。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文学性等概念，以及他们对文学自律性的强调都为中国理论界提供了一把改变反映论和工具论的一统局面，建构新的科学的文学理论的钥匙。兰瑟姆的“本体论批评”所提供的则是直接的概念，中国学者从中发现了用以概括自身学术理念的重要工具。在其影响下，文学形式本体论观念就正式出场了。而索绪尔语言学、结构主义叙事学和符号学等则为形式本体论的具体化，以及文学形式研究向语言、叙事和符号等层面的深入拓展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同时也使中国的形式本体论观念出现了语言、叙述和结构本体论等不同的理论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