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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事批评建构新的叙事之维 曾有学人指出评点与训诂之间的渊源关系。本文将特别关注其中的传、笺训诂方法对评点所产生的影响。明代赵钦汤和李登所编的《篇海》释“传”曰：“……又记载事迹以传于世者。”(33)释“笺”曰：“古者纪其事，以竹编次为之。”(34)传、笺均具有叙事的特性。当传、笺方法运用于小说评点的时候，就形成了本事叙事评点现象。 强调阅读上的兴会感发与强调释义上的溯源还真，这是传统释义学的一个基本矛盾。本事批评旨在为释义之“传真”提供真实的历史依据。但事实上，本事的提供并不能确保释义之真实性。这一方面是因为读者的个体性千差万别，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评点者基于臆测或捕风捉影而提出的“本事”并非真正的历史真实，于是本事批评便引起了有些人的反感。宋濂在《〈杜诗举隅〉序》中说，《诗》序以分章析句的直解法，令诗旨焕然昭明。杜甫诗取法《诗经》，但历来的注杜者，“务穿凿者，谓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经史，巧为傅会，楦酿而丛脞。骋新奇者，称其一饭不忘君，发为言辞，无非忠国爱君之意，至于率尔咏怀之作，亦必迁就而为之说”(35)。 本事批评是在文本之上引入其他的叙事文本，由此提供给读者一个双重或多重的阅读层。对于诗歌来说，本事批评是在想象的艺术世界中引入历史之维。而对于小说来说，本事批评则是在原本故事中引入其他叙事，形成多重叙事的互渗。这种互渗使读者形成了一种非常特别的阅读体验。 小说评点中的本事批评往往被称为“索隐派”，即索解小说文本背后所隐藏的历史本事。小说本为史传之附庸，历史演义更是旨在演正史之义，“信史”是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信念，所写人物、事件或多或少有历史依据。然而小说中还有虚构的一类，其人物与事件是否也有历史依据？追问小说人物和事件的历史本事，成了读者阅读小说时的普遍期待，也是创作知情者(比如作者的亲友)所乐意透露的。金和为《儒林外史》作跋时称，小说中的人物、事件，“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36)。 在这类本事批评中，有一类评点者将其本事批点贯穿于小说始终，因而在实质上是在原小说的故事上建构了另一个叙事层。这一叙事层与原小说的叙事层若即若离，却又可以相对独立。比如《姑妄言》的评点者，不时地引入互文本。第一回附，写道士与接引庵小尼姑偷情，评点者说其因姑子这一笑，想起一笑谈。这种评点即是一种情色“段子”秀。 最为自觉而普遍地使用本事批评的是脂砚斋之评点《石头记》。乾隆间永忠等人阅读的《红楼梦》并非评点本，故他们领略的主要是一个爱情故事，而脂砚斋们之评点《石头记》，开始赋予这部小说以崭新的意义。除了对小说的艺术性有深入体悟之外，其评点最为特别之处是它对小说的历史本事频频提示。在小说叙事的展开过程中，脂砚斋总是见缝插针，一有机会就提示小说情节所对应的历史本事。这些本事批评集中在《石头记》各本的前四十一回。主要涉及小说故事与康、乾朝政、曹寅家事、作者生平、批者关系等方面。还有一类批点，提示已迷失的八十回后的原作，如情榜、天香楼未删之文、狱神庙、卫若兰射圃、“抄没”等等。这些提示建构了一个关于八十回后的叙事层。 脂批本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有限，除了脂砚斋、畸笏的圈内人在评本上互相对话之外，其他的知情者，在乾、嘉时期，就只有《枣窗闲笔》的作者裕瑞了。乾隆间那位读过八十回钞本的戚蓼生，其所读本子的脂批并无任何本事提示，其序文只是盛赞《石头记》的春秋笔法。1911年戚序本的印行，使俞平伯由此推测出有“后之三十回”的《红楼梦》故事。但此戚本将脂批的眉批删去，眉批正是脂砚斋等人进行历史本事提示的主要空间。侧批中的有关本事提示也尽被删除。除了那段“后之三十回”的回前批之外，其他有关佚稿的信息也被尽行删除。如天香楼、卫若兰、狱神庙、红玉、茜雪、情榜等等，戚本一概删去。也即是说，戚序本的删削使得脂砚斋们所建构的本事叙事层全然消失。 裕瑞之后，同治年间的刘铨福收藏了甲戌本。该本给刘铨福最深的印象是：“此本是《石头记》真本，批者事皆目击，故得其详也……脂砚与雪芹同时人，目击种种事，故批笔不从臆度。”(37)但甲戌本的发现则晚至1927年。《枣窗闲笔》于20世纪40年代始被发现，因而对于读者来说，1927年甲戌本的出现，才是一个真正划时代的事件。 在脂批本出现并被广为注意之前，《红楼梦》是一部单一叙事层的小说。程伟元、高鹗的一百二十回本成为最流行的本子，之后则是以程本为底本的评点本。自道光十二年王希廉评点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刊行以来，直至民国初年，王评本成为《红楼梦》故事最广为阅读的文本(光绪间的三家评本实以王希廉评点领衔)。王希廉评本的特点是，在价值评价上展开了道德批评的视界，在艺术形式上则展开了八股文法视界。以王希廉为代表的刻本评点者并不知道脂砚斋评本的存在，他们所读到的《红楼梦》文本并不具有本事批点的叙事层面。小说第十三回写秦可卿病故，王希廉评：“秦氏死后，不写贾蓉悼亡，单写贾珍痛媳，又必觅好棺木，必欲封诰，僧道荐忏，开丧送柩，盛无以加，皆是作者深文。”(38)只是直观地感到作者用笔隐晦，但不知其“深文”到底为何——这是清代《红楼梦》故事的意义呈现的普遍情形。相比之下，甲戌本对天香楼历史本事的暗示性叙事，给予读者的感受自是不同，所以江顺怡说：“《红楼梦》悟书也。其所遇之人皆阅历之人，其所叙之事皆阅历之事，其所写之情与景皆阅历之情与景，正如白发宫人涕泣而谈天宝，不知者徒艳其纷华靡丽，有心人视之皆缕缕血痕也……缠绵悱恻于始，涕泣悲歌于后，至无可奈何之时，安得不悟！”(39)王希廉评点视界下的读者属于“不知者”，而脂评本的读者则成为“有心人”。脂评本所构筑的双重叙事赋予这部小说以独特的阅读空间。 脂评本的本事叙事层对1927年以后的《红楼梦》阅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以“曹学”为根基的索隐红学与探佚红学正是脂批所建构的双层叙事文本的直接结果。 评点重构叙事现象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这方面学界已有不少深入探讨。但这种现象对其后的小说创作与批评所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小说史”书写是我们认识小说发展史的一种重要方式。李剑国、陈洪指出：“小说史书写从始至终遇到的困难就是‘体例’的确定，具体说就是处理作家作品和历史脉络的关系问题。”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来，中国小说史的撰写至今已有上百种。“现在流行的小说史大致都可以归为两种类型，或者是游移于两种类型之间：其一是以小说的变迁为中心，其二是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其问题的症结是：“小说史应当是作品的评价和串联，还是应当突出史的品格？抑或是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40) 当我们正视“评点重构叙事”现象及其所建构新的文学史事实的时候，我们对小说史书写体例的思考会有一个新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在性质上是开放式的，即它不是以“写定”作品为终点。它一方面在充分考察小说的故事源流、世代累积过程、横向(包括社会文化、交叉学科、姊妹艺术等)影响的基础上去评价和串联作品，另一方面它着眼于小说文本的意义生成，考察在其众多意义生成中哪一种解读在哪一个历史时段成为最具优势的文学史事实。这样，对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段来说，其小说史不仅包含该时段新创作的小说，而且也包括了前代小说经由评点而建构的新的小说形态。与小说本身相比，评点本具备了三个维度的时间：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原作者创作的时间和评点者评点的时间。每一个时间维度都有其自身的时空坐标。小说故事的意义既由原作者营构，更在评点者所处时空中其意义得到了新的呈现。因而所谓小说史，不仅是故事的“世代累积”史、作家作品的排列、递进史，同时也是由评点所重构的叙事作品的历史，由此构成的小说史景观将更为贴近历史真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