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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点与隐喻叙事 自元、明讲史、历史演义出现以来，古典小说遵循着史传的演述方式，相关的评点也与此相呼应。诞生于明代的《西游记》小说则承继着另一“说话”传统。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说话有四家……说经，谓演说佛书。”(29)其说经虽是演说佛书，但演说者并非为了参悟、普及玄奥的佛理。为了迎合下层民众，而且又是演说于瓦舍之间，说经的草根化、娱乐化现象极为突出。在元杂剧《西游记》中，取经故事被融入了市井趣味，女儿国与唐僧师徒间发生的情色幽默，尤其是孙悟空身上的那股市井痞子气，显然已经远离了佛典而趋近市井娱乐。在这样的环境中，唐僧取经故事主要是被作为一个神奇故事接受的。 嘉靖皇帝的崇尚道教，对《西游记》的阐释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嘉靖以后的《西游记》读者往往把这部小说解读为道教的教科书。据世德堂本《西游记》卷首的陈元之序，陈氏曾读过一篇“旧叙”，“其叙以为孙，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此其书直寓言者哉”(30)！“旧叙”的作者把世德堂本之前的这部《西游记》当成修道炼丹之隐喻叙事。这种视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为“寓言”、从隐喻叙事的角度进行诠释的方法，在古代小说批评史上别开生面。它对后来《西游记》的读者和评点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清初汪象旭的《西游证道书》同样以《西游记》为“收放心”之隐喻。汪象旭的评点，实际上是在《西游记》故事之上建构了一个有关“仙佛合一”的隐喻叙事层。汪象旭通过其评点所建构的隐喻叙事与原《西游记》文本一起，成为其后广为流传的《西游》叙事文本。刘廷玑的《在园杂志》、陈士斌的《西游真诠》、刘一明的《西游原旨》、张含章的《通易西游正旨》、张书坤的《新说西游记》等，纷纷以《西游记》为证道之书。刊于乾隆己巳的《新说西游记》，其评点者张书坤对其前的评者把《西游记》解读为“讲禅”、“谈道”甚为不满，他的“新说”则是：“予今批西游记一百回，亦一言以蔽之曰：只是教人诚心为学，不要退悔。此其大略也。”但事实上，他与汪象旭一样，把《西游记》当成一个隐喻——儒家正心诚意之隐喻。在这种整体性隐喻之观照下，这部“奇奇怪怪，忽而天宫，忽而海藏，忽说妖魔，忽说仙佛”的小说则是无往而非儒学，“至于逐段逐节，皆寓正心修身，黾勉警策，克己复礼之至要”(31)。 自从汪象旭评本问世之后，对于康熙以来的清代读者来说，“西游记”这个书名指的是一部具有双重叙事——唐僧师徒取经叙事与证道(或证佛、证儒)的隐喻叙事的书。胡适说：“《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儒、释、道三教的袍子。”(32)此书与诞生于元末或明代的那部传奇小说《西游记》已属于不同的作品，它们处于不同的时空中。由汪象旭等人的评点所建构的隐喻叙事已经限定了三四百年来(明清时期)读者对《西游》故事的阅读视阈，限定了这期间《西游记》意义呈现的方向。在评点者的牵引下，清代读者迂回于取经叙事与隐喻叙事之间，其阅读经验甚为独特。道光间张新之的《妙复轩评本石头记》可以视为张书坤隐喻叙事直接影响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