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文化的开放性和边缘性 巴赫金在解释一个时代各种文化的互动关系之时，又特别指出要把文化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统一体。从共时的角度看，要在同别人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显示出自文化的深厚底蕴，并使双方的文化都得到丰富和发展。从历时的角度看，要把文化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放在“长远时间”里，在同未来时代的对话中，揭示其蕴藏着的巨大潜能。巴赫金所说的文化开放性有宏大的视野，既有横向的开放，又有纵向的开放，既指向当代，也指向未来。 我们上面讲的文化的互动性，一个时代多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就是文化的横向开放、文化的共时开放。在这个问题上，巴赫金富有独特性地提出了文化的边缘性问题。他认为不同文化领域之间不应当是封闭的、对立的，而应当是开放的、对话的。文化的开放和对话往往是在各种文化的边缘和交界处进行的，而新的文化往往正是在不同文化的边缘和交界处。巴赫金早年在《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成问题》中就指出，“不应把文化领域看成既有边界又有内域疆土的某些空间整体。文化领域没有内域的疆土，因为它整个儿都分布在边界上，边界纵横交错，遍于各处，穿过文化的每一要素。文化具有系统的整体性，渗入到每个原子之中，就像阳光反映在每一滴文化的水珠上一样。每一起文化行为都在边界上显出充实的生命，因为这里才体现出文化行为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离开了边界，它便丧失了生产的土壤，就要变得空洞傲慢，就要退化乃至灭亡。”(12)到了70年代，他又进一步阐释了这个问题，他说，“由于迷恋于专业化的结果，人们忽略了各种不同文化领域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问题，往往忘记了这些领域的界限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划分；没有注意到文化所经历的最紧张、最富成效的生活，恰恰出现在这些文化领域的交界处，而不是在这些文化的封闭的特性中。”(13)为什么文化对话常在文化边缘和交界处进行，为什么在文化的边缘和交界处最能产生新的生命？可能是在这种地带，在多种文化的交汇处，多种文化在对话、交锋中往往处于一种混沌的、活跃、奇异的状态，于是就容易打破旧的思想、旧的形式，产生新的思想、新的形式。巴赫金这种文化边缘性的思想是符合文化发展的实际和文化发展的理解的。就当代艺术而言，电影是文学、戏剧、音乐、绘画和现代技术的交汇处产生的。MTV是音乐和影视的结合，小品是戏剧和相声的交种。可以说当代一切最紧张、最富活力、最富成效的文化现象，都是出现在多种艺术文化的交界处。 从历时的角度看，巴赫金提出把文化放在长远的时间里，向多个时代开放，在开放和对话中，不断揭示其蕴藏着的巨大潜能。巴赫金说：“文学作品要打破自己时代的界限而生活在世世代代之中，即生活在长远的时间里(大时代里)，而且往往是(伟大作品则永远是)比自己当代更活跃更充实。”(14)这就是说各种文学作品和文化仿佛超越自己的时代，在自己身后的生存过程中不断充实新的意义。关于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的生命力和潜能问题，巴赫金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开放和文化对话来加以理解的。在他看来，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存在一种对话关系，都要同不同时代开放和对话，要同前代对话，同本世代对话，同时同后代对话。能够活在长久的时间里。除了它有现实的内容，还在于它有潜在的内容。前者是已经被同时代人理解和关注的内容，后者是潜藏其中后来被同时代人揭示的内容，它要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被激活，不断被揭示。 4.文化的主体性和创新性 除了互动性、开放性、边缘性，在文化对话中，为了保证文化对话顺利进行，巴赫金特别关注主体性(文化对话的立场、前提)和创新性(文化对话的目的、旨归)这些大问题。 主体性是文化对话的前提问题和立场问题。所谓前提就是必须承认文化对话是两个主体而不是只有一个主体，对话双方的文化都是平等的，都是有其价值的，都应当受到尊重。所谓立场就是在文化对话中要保持自己文化的主体性，要坚持自己的主体立场。巴赫金认为，以往在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中，存在一种片面的、也是错误的观念，就是为了理解别人的文化，似乎应当融于其中，他指出，“创造性的理解不排斥自身，不排斥自己在时间中占的位置，不摒弃自己的文化，也不要忘记任何东西。”(15) 在相当一个时期，我们在同外国文化交流中就是缺乏对话精神、缺乏主体性。解放后在政治上我们向苏联“一边倒”，文化上也是倡导以俄为师，以苏为师，在文化学术领域，在文学艺术领域，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套，缺乏自己独立的看法，缺乏主体意识，根本谈不上文化对话，也就不可能有自己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我们向西方文化开放，引进了西方有价值的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但也存在生搬硬套，缺乏分析和辨别，缺乏与其展开对话的倾向。 在这个问题上老一辈学者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在坚持文化主体性问题上，钟敬文先生同巴赫金完全一致。在中国民俗学的建设中，他反复强调要有强烈的主体性和民族意识。他一方面提出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认为“现代中国民俗学能够从中国传统学术中独立出来，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是借助了当时先进的外国理论的推动”。另一方面，他又尖锐指出，中国民俗学要自主，不要老跟着外国人描红格子，中国民俗学不能成为外国民俗学的派出所。他指出，我们经济虽然不发达，但“也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文化独立性，尤其是有自己民俗文化的特点，这是我们应当牢记住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民俗学是世界民俗学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别人学术的附庸。”(16) 除了立场，除了主体性，巴赫金在文化对话中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文化对话的目的问题，是文化的创新问题。在巴赫金看来，文化对话不是目的，我们不是为了对话而对话，而是要在对话和交锋中显示出双方深层的底蕴，使不同的文化在对话和交锋中互相得到丰富和充实。他指出，“文化的主要任务就是教会你尊重他人的思想，并且同时保留自己的思想。”对话不仅仅是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更重要的是要在这个基础上根据本国的文化特点，不断进行创新，建立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 要在对话中进行创新，建立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要在资料的掌握和深入研究方面下大工夫。文化对话、文化交流不等于介绍对方的文化，而是要有自己独立见解。真正的中国声音应当是在研究的基础上有自己独特的发现，自己独特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从中国的文化语境出发，联系中国的实际，对问题做出富有民族特色的独特阐释，对现论问题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钟敬文先生在研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在同他进行对话时，就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作为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民俗学家，他在狂欢文化研究问题上，并没有简单搬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而是在巴赫金的启发下，结合中国狂欢文化的实际，做出自己独特的阐释和理论概括。在《略谈巴赫金文学狂欢化思想》一文中，(17)他在区分狂欢的不同概念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狂欢文化现象的共性和个性，指出狂欢文化现象是人类的精神现象，是表现“心灵的缓和和激情”，是对僵化专制的制度、秩序、规范的讽刺和抨击，这是共性；同时又指出多民族的狂欢文化现象又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他认为中国民间狂欢文化现象，例如民间社火和迎神赛会，在表现人的心灵的欢乐和生命的激情、反抗抨击僵化的制度和规范的同时，更突出表现出一种抗争精神、一种对扼杀人性的两性束缚的抗争、一种对官方欺压百姓的抗争。例如在中国农村的“骂社火”、“闹春官”中，百姓可以指责官方的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甚至可以对其进行审判。在这短暂的特殊的狂欢时光中，老百姓表现了颠覆原有秩序、制度、规范和渴望自由平等生活的理想，如同巴赫金所说，“体现了几千年来全体民众一种伟大的世界感受”。除此之外，钟敬文先生指出中国民间狂欢文化的特殊之处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民间狂欢“保存宗教法术性质，它们与现实的崇拜信仰，依然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二是中国民间狂欢含有复杂的文化因素，“还带有民间娱乐、民间商业等种种其他因素，从而构成中国这类活动的复杂内容，有的学者把它概括为‘神、艺、货、祀’”。钟敬文在文化对话中有着清醒和明确的独立意识和创新意识，他晚年明确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他说，“所谓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指的是中国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建设。”显然，中国学派的旗帜就是学术自觉的旗帜，学术独立的旗帜，学术创新的旗帜，这也是文化对话的真正旨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