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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介文化研究的兴起与转向 我们知道，发端于英国的“文化研究”要求一种能够对控制的系统、结构以及抵制性力量作出分析的社会理论。既然资本和经济的关系在构成当代社会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那么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就在“文化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3]美国媒介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相遇始于197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在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习研究的学生、学者向美国的回迁。在这批回迁美国的学人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约翰·费斯克、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哈泽尔·卡尔比、迪克·赫迪格、保罗·吉罗伊等。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流派——英国“文化研究”向美国理论旅行的过程中，传播学科成为文化研究在美国展开的重要栖息地。格罗斯伯格为文化研究与媒介研究的接合提供了重要契机，他暗示了“在史学和谱系学的意义上，传播学科是美国文化研究一个明显和明确的计划的第一个主要开放基点”。[14]格罗斯伯格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英国文化研究引入美国；二是在传播学系开展文化研究，推动了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接合。如其所言：传播研究为美国文化研究提供了关键资源，同时与教育学一起最早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空间，之后文化研究才转入文学和人类学中。[15]此外，格罗斯伯格还指出，对于斯图亚特·霍尔论文《编码/解码》(1980)的某些误读以及由此而来的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的误读，也促成了这一领域根据一种传统传播模型标准来调整文化研究的愿望。[16]美国的媒介与传播研究接纳英国“文化研究”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文化研究”作为20世纪下半期对社会科学及人文研究领域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潮，其发生发展的历史与媒介研究具有先天亲和性，即文化研究诞生于20世纪后半叶媒介化的社会“语境”之中，这为传播学科成为文化研究在美国展开的落脚地提供了先天契机。第二，1960年代美国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起，使得于战后婴儿潮出生的知识分子更易于接受同样在英国战后福利国家兴起背景中产生的文化研究思潮。第三，由于大众媒介对日常生活的普遍参与和美国的多元族群现实，使得美国的传媒研究对认同青年文化和媒介文化给予更多关注，这与英国文化研究的主题不谋而合。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在传播领域中逐渐获得合法性身份和地位，并为传播学所吸纳和容忍，主要源于传播研究超越实证主义而更多地关注意义、认知和情感的转型。[17]或者如格罗斯伯格所说，“美国的传播学与文化研究的联系是有原因的。四五十年代在美国对大众文化的辩论，从公众的领域进入了传播学，便形成了一个跨学科的范畴，并与文化研究的一些研究兴趣相同”。[18] 许多英美国家的文化研究学者们将源自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同美国媒介研究的整合视作一场横跨大西洋的重要理论运动。这场理论整合不仅见证了美国媒介研究如何遭遇并在不同层面吸收英国文化研究的历程，而且拓展了美国媒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和意识形态向度，促进了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兴起。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詹姆斯·凯瑞认可美国文化研究同英国文化研究的谱系构建，他指出，“英国和美国的文化研究有一些明显而重要的相似点，它们有着某些共同的起源与影响。两者的创立都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早期，或多或少都源于关于大众文化的那场争论，以及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的著作。两者都广泛吸收了符号互动理论……同样，这两种传统都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19]今天，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甚至形成了同占据主流的媒介经验研究相抗衡之势。对此，格罗斯伯格在《文化研究的流通》中有所论述：“文化研究很快进入美国知识界的主流，在传播学科内，似乎已不再只是边缘的位置，它是少数几个学术上边缘、政治上居于反对派而合法化的参与进相对年轻的学科的学术潮流之一。”[20]阿兰·奥康纳也指出，“文化研究的概念在美国尽管相当新，但是一小部分传播学者已经在最近10到15年的时间把其发展成一种与传播学主流行为和功能主义范式相抗衡的派系”。[21]克里斯·罗杰克甚至认为，“卡尔比、格罗斯伯格、赫迪格、吉罗伊向美国的回归和迁移保证了美国在文化研究中的优势地位，并最终促成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文化研究的中心顺利转移到美国”。[22]至此，融会了“批判传播研究”因子的“媒介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一起，共同作为广义上的“批判传播研究”，成为美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媒介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两支力量。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的“媒介建构”理论、约翰·费斯克的“电视受众”研究和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媒介奇观”学说，则成为当前美国马克思主义媒介文化研究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理论进展。 总体来说，作为美国传播学主流的经验主义媒介研究，其不足之处在于：过于偏重于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模式而缺少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维度，过于强调维护现存秩序和体制稳定而缺乏批判和反思的维度，过于强调经验实证的研究而缺乏逻辑分析的维度。美国主流传播学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三次相遇和碰撞，恰恰从文化的视角、批判的维度和政治经济学的层面得到了浇灌和加强。尽管源自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播学始终没有成为美国媒介研究的主流，尽管诞生于美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目前已有衰落之势，尽管美国的媒介文化研究由于后现代转向正在一步步远离马克思主义，但无论是位居边缘、渐趋衰落还是逐渐走远，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线索自1930年代起就一直贯穿于美国媒介文化理论的始终。由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观照美国的媒介研究，不仅可以为我们打开一片全新的研究领地，而且马克思主义还可以成为我们衡量和评价美国不同媒介研究学派之间异同的一个标尺，成为书写美国媒介文化理论之学术史与思想史的一种重要参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