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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 美国媒介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相遇源起于1940年代末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在美国的设立。我们知道，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一个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将传播组织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之中，研究传播组织与政治、经济权力机构之相互作用的媒介研究派别。尽管英国学者默多克和戈尔丁在《媒介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将这一研究取向追溯到20世纪初的爱德华·罗斯(《隐瞒重大新闻》)和厄普顿·辛克莱(《贿金：美国新闻业研究》)，但是，真正明确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开展的有目的、有系统的传播研究始于1940年代末。1948年，左翼学者达拉斯·斯麦兹离开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加入了由施拉姆创办并担任所长的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这时，社会正笼罩在冷战的气候中，而日益壮大的大众媒体对传播研究的发现也至为敏感，斯麦兹于是小心谨慎地提出一门传播经济学课程，之后规划推出全备的首门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目”。[11]这成为世界上第一门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12]斯麦兹不仅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批正式研究者——不仅是美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而且为该学说在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随后的几年里，斯麦兹完成了与传播政治经济学有关的几项重要工作：支持公共广播电视建立的研究，对受众商品的先期研究(1951)以及出版第一本关于电子媒介的政治经济学专著(1957)。斯麦兹离开伊利诺伊大学之后，赫伯特·席勒从伊利诺伊大学的经济与商业研究局调入传播研究所并接下了由斯麦兹创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如果说斯麦兹更多地在逻辑推演上树立了该学派在美国传媒研究领域的地位，赫伯特·席勒则以激进的姿态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发扬光大，增加了该学派在美国传播研究领域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他为传播研究领域提供了最激进、最坚定的经济批评，其著作展示了196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媒体批评的可能性与潜力。斯麦兹和席勒通过不懈的努力，培养了致力于传播政治经济传统的第二代学者——文森特·莫斯可、丹·席勒、奥斯卡·甘地、爱琳·米韩、曼朱纳特·彭达库、斯图亚特·埃温、爱琳·马奥尼、苏特·杰哈利、珍妮特·瓦斯科等。他们出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较多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其中一些人仍然是当前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中坚力量。尽管就整个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而言，尚没有出现大批产生国际影响的第三代优秀学者(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目前最有名的学者是写出了著名的《富媒体，穷民主》一书的作者麦克切斯尼和提出“信息拜物教”学说的丹·席勒)，但无论如何，诞生于1940年代末的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及其后的发展，为美国媒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批判维度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当今媒介文化理论领域一些极为重要的概念和命题，比如“媒介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受众商品论”、“文化依附论”、“信息拜物教”等，可以说都是这一有着深刻马克思主义背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留给我们的理论遗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