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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出文献与中古文学史的多元叙事 (一)边缘活力：中古文学研究的空间拓展 传统的中古文学史研究注重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学研究，尤其是长安、洛阳等京都文学的研究非常繁盛，而对距离京城很远的地区如南方的湖南、岭南等文学的研究则甚为薄弱，至于地处边远的荒漠和蛮夷地区，研究状态也可以用“荒漠”来描述。实际上，这样的研究是不全面的。中古时期，中央和地方以至边疆一直处于交融的状态，作为中央的中原地区，尤其是政治、经济也是文学核心的长安和洛阳，体现了文化凝聚的特征，而这样的文化凝聚并不是局部的和单向度的，而是全局的和辐射状的，核心地区以外的边缘活力与文化中心也形成交融和碰撞。因此，中古文学史研究既要注重核心地区的文化凝聚，也要激发中心以外的边缘活力，诸如敦煌的文学写本就体现出边缘的文学活力非常强大。总体而言，因为政治和军事的原因，敦煌在安史之乱前后接受中原的文学传播有很大的差异。安史之乱前，流传到敦煌地区的诗歌甚至是诗集颇多，刘希夷、卢照邻、陈子昂、李白、高适等著名诗人的诗歌写本迄今还可见多种，这些作品与当地文化融合，推动了西域地区文化发展，也激活了中原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安史之乱后，敦煌地区为吐蕃占领，河西走廊被切断，敦煌地区的文化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文学的交流并不像政治和军事那样隔绝和对立。后来，归义军统治敦煌，成为敦煌历史的特殊时期，其文化交流与安史之乱前仍不相同。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中原的文学作品在敦煌地区广泛流传，晚唐诗人韦庄的名篇《秦妇吟》分别有十余种敦煌写本就是最好的例证。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敦煌民族题材诗歌，不仅延长了兄弟民族交流碰撞的诗史，也更加全面地展示了中古时期的民族关系态势及其影响”[20]87。即便是安史之乱以后，敦煌地区的文学和文化发展仍然具有较强的活力，这也是我们研究文学史所不应忽视的。这里重点列举长沙窑、碎叶城、交阯三个实例进行论述。 1.长沙窑 长沙窑出土瓷器所题唐诗是继敦煌文献之后发现的唐人题刻唐诗的重要文献，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这些诗歌主要题刻在瓷壶的流部之下，也有少部分写在双耳罐腹部、碟心或枕面之上。笔者曾在《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一书中对这些唐诗进行过统计著录，总共有105首。这些诗歌都没有诗题，不著作者，体裁有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其中五言诗占据绝对大的比例，大概是诗句简短，便于镌刻之故。诗歌通俗浅显，明白流畅，带有民间文学的特点。我们将这些诗与《全唐诗》中文人作品对照，就会发现这些民间诗歌与文人作品还是有紧密联系的。 长沙窑瓷器题诗的流传情况与一般的唐诗流传渠道是完全不同的。作为诗歌，其流传具有一定的文化属性；而其诗又是题刻在瓷器上的，是依附于瓷器而流传的，同时具有一定的商品属性。长沙窑瓷器既是内销瓷，也是外销瓷，其流传的范围应该是相当广泛的。长沙窑瓷器大量唐代题诗的发现，足证当时长沙的诗歌创作也是空前繁荣的。但从流传的文献如《全唐诗》收录的唐诗来看，湖南一带的诗人与诗作是非常少的，除了北方南贬的诗人之外，堪称杰出者唯李群玉一人。这种状况不仅与长安、洛阳的都城诗坛无法比拟，即使与江淮地区的诗歌创作也不能相提并论。个中原因都很值得探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人诗歌民间化的情况，这对于我们从动态方面全方位研究唐代文学史有很大的帮助。 2.碎叶城 在唐代西域与边镇的历史上，碎叶尤为重要，唐代于此设立都护府，作为安西四镇之一。作为军事重镇，碎叶自20世纪以来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而作为文化和文学交流的重镇，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才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张广达先生说：“至于胡语文书和图像文物的作用更是如此，许多历史时空中已经失落的文明篇章或湮没不彰的情节借此而得重显于世。从此，人们研究汉晋以来历史，只要有简牍、胡语文书、图像文物等新史料可资参证，人们便会逸出文本记载的范围，不再让自己局限于传世文献……学术研究从此受到文本、胡语文书、图像文物等大量新材料的推动，气象日新月异。”[21]总序，3碎叶城与唐代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大诗人李白出生于碎叶城就是最为典型的事例，大诗人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中也有“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22]一诗。但长期以来对碎叶城所处之地并不确定，文献记载多有分歧，因而对唐代诗歌难以准确地诠释，对李白出生地的具体位置也难以确定。到了1982年，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西南八公里的阿克·贝希姆古城遗址发现了汉文的石刻造像，残留文字11行，有“  西副都 碎叶镇压十姓使上柱国杜怀 ”等字样。这里的“杜怀 ”就是唐代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杜怀宝⑧。1997年，又发现残存汉字6行54字的残碑⑨。托克马克这些汉文残碑的发现认定了唐代碎叶古城的确切位置，也为唐代文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无可移易的实证材料。因此，要研究碎叶对文学的影响，也必须逸出文本记载和传世文献的范围，拓展到考古发现所呈现的实物和图像文献。3.交阯 交州地处当今的越南河内，唐代隶属安南都护府，属于内地。其文士在唐学习和获取科名，与当时的两浙、两广无异，而与新罗、高丽、渤海等不同，往来和仕宦于内地都较为自由。但因为唐代交阯处于边远之地，文学文献保存有限，因此历代没有受到关注。但我们网罗传世文献和新出资料，还是能勾勒出交阯这一唐代东南疆域文人的产生、文学创作和传播情况的。就文人而言，交阯就有本土文人姜公辅、廖有方、杜英策等，流寓文人则有杜审言、沈佺期以及曾为安南都护的高骈等；就作品而言，留存到现在的唐诗也有不少，如杜审言的《旅寓安南》诗：“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催。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22]，可谓是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的风物呈现。更为重要的是，2006年1月西安碑林博物馆在西安东郊征集到一方唐代墓志，墓志主人是中唐著名诗人廖有方⑩。这篇墓志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廖有方生平事迹的诸多信息，对于研究诗人的名字与籍贯、科举与仕宦、婚姻与家庭、交游与经历等情况具有重要价值，而且涉及多个政治事件，有助于我们对中唐政治背景的认识。墓主为交州人，墓志对了解与研究南裔人物在唐代的进身出处、家族迁移等都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二)女性书写：性别文学叙事的另类视角 已有的中古文学史叙事中女性书写这样的性别文学是相当缺乏的，除了像《木兰诗》这样的乐府诗以及像花间词侧重表现女性的生活情感外，并没有像宋代李清照这样的女性文学大家，因此文学史的叙事中，性别文学是相当缺乏的。而新出文献则提供了丰富的性别文学材料，为中古文学史的叙事提供了另类视角，这就是众多女性墓志的出土。这些墓志上起宫廷女性，下至普通妇女，数量繁多，很多墓志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甚至还出现了多方女性文人撰写的墓志。 就宫廷女性而言，新出土的《上官婉儿墓志》是一篇很好的人物传记。无论是政治的沉浮、历史的进退，还是家世的显荣、个人的升降，都通过这九百余字的墓志文表现出来。又因为上官婉儿的特殊身份和墓志写作的特殊环境，墓志所用的曲笔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种曲笔和史书叙事的“春秋笔法”相似，是墓志尊体的需要，也是为死者讳的需要，因而在特殊政治人物的墓志中较为常见，这种“春秋笔法”也表现出超越一般史书的特殊性。同时，墓志书写过程注重文学表现，能够运用骈体构建文章格局，通过细节彰显人物性格，重视锤炼语言文字，成为一篇富有文学内涵的政治人物传记。再如唐代诗人李澄霞墓志，墓志名称为《大唐故淮南大长公主墓志铭并序》，为其夫封言道所撰。墓志记载她涉猎文史并擅长作诗：“到于经史，无不游涉。须有篇会，援笔既成。尝    ，公主等等侍宴奉上寿。仍令催酒唱歌词，公主随即作歌唱云：‘今宵送故，明旦迎新。满移善积，年来庆臻。院梅开花，袭蕊檐竹。挺翠含筠，二圣欢娱。百福九族，献寿千春。’又于洛城门陪宴，御制洛城新制，君官并和，亦令公主等同作。公主应时奉和云：‘承恩侍奉乐嘉筵。’凡诸敏速皆此类也。”[23]77这段文字呈现出初唐时期宫廷诗创作的具体环境，也说明宫廷女性在朝廷诗歌唱和的场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