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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出墓志与文学背景的呈现 我们再拓展一步来看，通过新出土的中古墓志可以探讨文学史演变进程中的各种背景和联系。因为对中古以前的文学背景研究，仅靠传世文献是远远不够的。处于抄本传播的时代，文本的不确定性和不全面性对文学背景的了解带来很大困难，加以传世文献有些为当事人篡改，或者在后世流传中失实，这都需要出土文献加以补充，其中墓志是最值得珍视的材料。 1.家族与文学的关系 21世纪以来，文学家族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但以新出土墓志为主要依据进行研究的成果却并不多见。实际上，中古社会重视家族传承，聚族而居，也聚族而葬，因而新出土墓志的重要特点就是家族性，且其中不乏文学家族的墓志。我们试举卢氏家族为例：中古卢氏定著四房，其中三个支系的文学人物出现较为集中：一是阳乌房卢思道一系，出土了卢承福墓志等多方，这样由隋代卢思道到初唐卢藏用直至中晚唐卢拱在文学上的家族影响可以进行清晰的梳理。二是阳乌房卢昌衡一系，出土诗人卢士玫、卢载等墓志七十余方，为我们展示了作为望族的文学家族的缩影。三是尚之房卢羽客一系，出土了大诗人卢纶族系的墓志七方，这些墓志能够解决卢纶的家世、生平以及相关的边塞诗渊源等重要问题。综合卢氏三个支系的新出土墓志，联系该族系人物的文学创作，就能由此典型的个案彰显中古时期文学家族的特点和家族文学的风貌。诸如这样的文学家族颇多，最著者有太原王氏家族、清河崔氏家族、河东薛氏家族、京兆杜氏家族、京兆韦氏家族、弘农杨氏家族、武功姚氏家族等等。 2.政治与文学的关系 新出土墓志中最为重要的墓志是兼政治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士大夫阶层的墓志。这样的墓志彰显出中古文学与政治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这里我们列举两方特殊的墓志加以说明。一是《苑咸墓志》。苑咸是李林甫的心腹人物，传世文献对其争议颇多，而新出土《苑咸墓志》则言：“天宝中，有若韦临汝斌、齐太常浣、杨司空绾数公，颇为之名矣。公与之游，有忘形之深，则德行可知也。每接曲江，论文章体要，亦尝代为之文。洎王维、卢象、崔国辅、郑审，偏相属和，当时文士，望风不暇，则文学可知也。右相李林甫在台座廿余年，百工称职，四海会同。公尝左右，实有补焉，则政事可知也。”[11]158将其德行、文学与政事融合在一起，表现其异于史传的另一副面孔，这是墓志表现政治与文学关系的集中体现。二是《上官婉儿墓志》。上官婉儿更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女性，而其墓志的出土不仅有助于了解这位女性在复杂动荡的政治环境中的立身行事，而且墓志对唐隆政变前后的政治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厘清了史书记载的一些疑窦；同时对上官婉儿家世的记载非常详尽，突出其父辈和祖辈的政治、学术和文学活动，与传世文献比照参证，可以勾勒出上官氏家族从隋代到唐中宗时期的文学传承情况。 3.书法与文学的关系 新出土墓志是书法与文学融合为一的实物载体，其表现则有多个层面：一是书法家既撰文又书丹的墓志，书法与文学出于同一主体。如诗人《郭虚己墓志》题署：“朝议郎行殿中侍郎使颜真卿撰并书。”[12]211诗人《李岘墓志》题署：“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工部侍郎集贤殿学士上柱国会稽县开国公徐浩撰并书。”[13]220二是文学家撰文、书法家书丹的墓志，不同主体的书法与文学集中于同一墓志。如新出土《王琳墓志》，由徐峤撰文，颜真卿书丹。徐峤既是文学家也是书法家，他为妻子王琳撰志，请当时还较为年轻的书法家颜真卿书丹，这是很值得重视的现象。再如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坛领袖的张说的墓志，由当时的文坛冠冕并任工部尚书的张九龄撰文，又由当时八分书名家、朝散大夫中书舍人梁升卿书丹，更是集众美于一体了。三是书法与文学的交互研究。如唐代书坛出现复古的倾向，与唐诗的复古之风和古文运动的发生过程应该有一定的联系。就诗而言，杜甫有吟咏顾诫奢、李潮、韩择木、蔡有邻八分书的作品多首，称赞诸人的书法渊源李斯、蔡邕，臻于“蛟龙盘拿肉屈强”、“书贵瘦硬方通神”[14]卷一八，1550-1552的境地，从中透露出杜甫的书法观念是崇尚复古并追求正宗，这也是盛唐时期文学艺术复古思潮在杜甫身上的反映。就文而言，书体的复古与文体的复古也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因为墓志的性质，要求其文字与书法都要古朴典雅、简洁得体；另一方面，盛唐以后的墓志逐渐增入散体文句以接近秦汉古文，到了中唐韩愈而臻于极致，这与杜甫所称道的书家追求复古，崇尚李斯、蔡邕，或许有一定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