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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结集及其对《周公之琴舞·敬之》的选编——答徐正英先生(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州学刊》 谢炳军 参加讨论

    
    四、余论
    《诗经》文本的生成,历经各个时期的王官集体的修编整合、加工润色,最后形成一个集合了三百多首诗歌规模的诗歌教本,这并非经一人一朝一夕之功就可完成,必然要经历一个收集、择取、润色、编纂、更新、充盈与经典化的漫长过程。文本时间的生成跨度大,是《诗经》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是否整体选入过王官编定的《诗》文本,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其涉及《诗》文本的生成、流播及《诗》文本的增窜、孔子是否删汰《诗》文本内容等重要的诗学史问题。对于徐正英先生提出的问题,晚生作了如上思考,所论仅是一孔之见,请徐先生等方家再赐教。
    注释:
    ①该文认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非‘孔子删《诗》’说之显证,周公诗、成王八篇诗未入《诗》……迄今尚未有成王组诗为孔子所删之明证,是以不能援据《周公之琴舞》而论定‘孔子删《诗》’说。”
    ②⑤(30)(32)(74)(81)(82)(86)(87)(88)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上·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1、220、163、157、131、227、226、182、175、181页。
    ③(11)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9年,第118、126页。
    ④(36)(41)(63)(90)孙诒让:《墨子间诂》,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第277、41、445、227、455页。
    ⑥之所以称“《商颂》存殷《诗》余韵”,是因为《商颂》在内容与风格上留存有殷代颂歌的精神面貌。
    ⑦(20)(21)(68)(95)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第205、2、14、130、11页。
    ⑧(22)(33)(50)(64)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下·春秋左传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093、1822、1958、1704、1947页。
    ⑨张松如:《商颂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⑩胡宣厚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766页。
    (12)根据《毛诗序》,五篇录入《诗经》的商代颂歌分别用以祀成汤、中宗、高宗,大禘以及《殷武》祀高宗。五首颂诗颂扬了商代王业建基、王业中兴以及殷受天命而兴的盛美状况。
    (13)冯浩菲:《郑氏诗谱考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13页。
    (14)(75)(76)(84)(89)(91)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62、567、569、599、554、270页。
    (15)此处“稳定的文本内容”是指诸如今本所见的《诗经》《周易》等典籍的内容,即掌管文籍的职官依据一定的编纂思想,从众多的待选文档中精心择选、裒次一定数量的单篇文档,经一系列的加工润色,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文本内容。自这些文籍产生之后,又经过一个经典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文本内容与数量已经保持稳定的流传状态,它不再被增进新内容或被删汰篇章。
    (16)(61)郑玄注,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上·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95-796、790页。
    (17)“风赋比兴雅颂”强调对现成诗歌的运用,即太师目的在于教瞽矇如何去吟诵弦歌各种不同类别、用于不同场合或仪式的诗歌。从这个角度而言,“教六诗”是大师教瞽矇如何去弦歌不同的诗篇。
    (18)这种“下以风刺上”的进谏方式带有理想化色彩,贤明的君主或接受之,但昏庸之主如周厉王者断不会广开言路。
    (19)《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王子朝等人将王朝的典籍当作宝贵的见面礼投奔楚王,由此可见王官典藏之文籍的贵重。
    (23)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第91-92页。
    (24)(26)(35)(59)(62)(92)(93)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下·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15、1327-1328、1488、1230、1528、1527、1342页。
    (25)历来学者多将《坤乾》作为殷易《归藏》的别名,笔者不同此说,根据当时文献传播的状态,孔子很难获得整本《归藏》,而《归藏》之卦以单篇散布流传于社会之中,孔子仅仅得到流布较广的《坤》《乾》两卦则为可信。
    (27)皮锡瑞:《郑志疏证》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7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53页。
    (28)可参赵世超《巡守制度试探》(《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郭旭东《从甲骨文文字“省”“彳省”看商代的巡守礼》(《中州学刊》2008年第2期)等文。
    (29)吴承学:《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
    (31)“振振”在《周南》的《螽斯》《麟之趾》中出现,《毛传》皆以“信厚”解之,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周南》解前者为“众盛”,解后者为“信厚”。其实,两处皆为“众盛”之意,《麟之趾》赞美麟,隐喻着一种王业中兴的意思,与王室宗亲凝聚力量复兴宗周的诗意相吻合。
    (34)赵逵夫先生称:“这显然是夏国民间所传歌谣中的二句,这是我国古代诗歌可信的产生时代最早的诗歌之一。”(赵逵夫:《〈绵绵〉一诗产生时代及先秦诗歌的流传与衍变》,《古籍研究》2013年第1期)。
    (37)赵逵夫先生认为:“《诗》的第一次编集是由周定公或召穆公的子孙完成的……《诗经》的编定是由郑国的子展主持完成的。”(赵逵夫:《诗的采集与〈诗经〉的成书》,《文史》2009年第2辑)“《诗经》不是在西周时代开始编集而置《周颂》《大雅》于卷首,而是到东周时代才有人编集,而且将《周南》《召南》冠于卷首。”(赵逵夫:《论〈诗经〉的编集与〈雅〉诗的分为“小”、“大”两部分》,《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38)赵逵夫:《诗的采集与〈诗经〉的成书》,《文史》2009年第2辑。
    (39)《墨子·贵义》载:“子墨子曰:‘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孙诒让:《墨子间诂》,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第444页)
    (40)《尚书·周书·多士》载:“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此言夏朝之百官见任于新朝殷。《史记·周本纪》载帝辛末年“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为周代带来了殷代的礼制。陈桐生先生称:“可商以后的周人仍然以学习、借鉴、扬弃殷商文化为务,在损益殷礼的基础上制作周礼。”(陈桐生:《论商周文学语言传承之原因》,《学术研究》2014年第2期)
    (42)徐文靖:《二十二子·竹书纪年统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77页。
    (43)董增龄:《国语正义》,巴蜀书社,1985年,第530-531页。
    (4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182页。
    (45)《国语·楚语上》载楚国左史倚相之言:“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卫武公作《抑》之诗明志,警示己要敢于进谏,匡正王阙。
    (46)朱熹云:“旧说以为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烖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故仍叔作此诗以美之。言云汉者,夜晴则天河明,故述王仰诉天之词如此也。”
    (47)由于文章篇幅的关系,周宣王时期王官对诗集文本结集及春秋时期诗集的修订及传播情况不能展开论述,留待日后再作探讨。
    (48)徐正英:《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对〈诗经〉原始形态的保存及被楚辞形式的接受》,《文学评论》2014第4期。
    (49)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311页。
    (51)据丘光明先生研究,《考工记》中所载一尺约合今23厘米。(丘光明:《中国古代度量衡》,天津市: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5页)。又河南洛阳出土的战国铜尺长23.1厘米。(国家计量总局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页)
    (52)诗歌的结集与分册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诗集某一部分的通行并不意味着诗歌尚未结集。《国语·周语上》载芮良夫引《文王》之诗时云“《大雅》”,说明《大雅》的一部分在芮良夫之时单独编成简册,以利于贵族阶层的研习并称引。同时诗集亦已将此《大雅》诗篇编入了诗歌的结集当中。汇编某个人的诗歌也是当有的情况,如《国语·周语上》载祭公谋父云“周文公之《颂》”,《国语·周语中》载富辰云“周文公之诗”,又如清华简《芮良夫毖》首简背面曾书有“周公之颂志(诗)”。
    (53)(54)(67)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西书局,2012年,第132、144、146页。
    (55)郑玄注,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上·仪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72页。
    (56)陈桐生:《论商周文学语言传承之原因》,《学术研究》2014年第2期。
    (57)徐正英、马芳:《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的身份确认及其诗学史意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58)谢炳军:《再议“孔子删《诗》说”与清华简〈周公之舞琴〉——与徐正英、刘丽文、马银琴商榷》,《学术界》2015年第6期。
    (60)《春官宗伯下》载:“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上·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87页)“乐语”并不仅局限与《诗》之诗,一些诗入《乐》书而未编入《诗》。
    (65)郭象注:《二十二子·庄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0页。
    (66)《尚书》之《顾命》《康王之诰》记载了周康王在周成王死后的继位仪式,其并不用乐。《礼记·祭统》云:“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祼,声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退一步说,成王组诗用于摄政者致政后的新君嗣位仪式,《清庙》《武宿夜》之类的歌曲、舞蹈意义更为重大。
    (69)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第150页。
    (70)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黄怀信、吕翊欣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94页。
    (71)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8页。
    (72)蔡先金:《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文本与乐章》,《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73)姜炳璋:《诗序补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77)赵敏俐:《〈周公之琴舞〉的组成、命名及表演方式蠡测》,《文艺研究》2013年第8期。
    (78)姚小鸥、孟祥笑:《试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文本性质》,《文艺研究》2014年第6期。
    (79)(85)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金生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第1097、1098页。
    (80)廖名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敬之〉篇对比研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83)李守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文物》2012年第8期。
    (94)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王丰先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第236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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