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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现存五种宋人撰“杜甫年谱”中，吕大防《年谱》草创易于为功；赵子栎《年谱》与蔡兴宗《年谱》大约同时独立完成，各有创获；鲁訔《年谱》完全吸收了赵子栎《年谱》、蔡兴宗《年谱》的原创观点，自身原创性贡献极少，因整合之功最为人熟知；黄鹤《年谱辨疑》的原创性贡献远远超过鲁訔《年谱》。厘清现存五种宋人撰“杜甫年谱”的价值及承袭关系，可以对唐宋时期“杜甫传谱”的基本格局、对杜甫、杜诗某些问题的研究、接受史有新的认识。 关 键 词：杜甫传谱/赵子栎/蔡兴宗/鲁訔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杜集宋本、宋谱、宋注研究”(项目编号15XNB018)成果。 作者简介：曾祥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发表过论文《<钱注杜诗>成书渊源考——从编次角度论<钱注杜诗>与吴若本之关系》等。 宋人“杜甫年谱”现存五种，分别是吕大防《杜工部年谱》、蔡兴宗《重编杜工部年谱》、赵子栎《杜工部草堂诗年谱》、鲁訔《杜工部诗年谱》、黄鹤《杜工部年谱辨疑》五种①。成于元丰七年(1084)的吕大防《年谱》是“杜甫年谱”及后世年谱体裁的撰述之始。鲁訔《年谱》则是宋人“杜甫年谱”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关于诸谱之间的相互关系，目前有两点共识：第一，蔡兴宗《年谱》在吕大防《年谱》基础上对其多所纠正、阐发新见。第二，鲁訔《年谱》基本承袭蔡谱而成(此说由林继中先生提出②，并得到较为普遍的承认)。而五种年谱之间相互关系的其他方面及各自的价值，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认识③。具体而言有四点：第一，赵子栎《年谱》撰成时间当在鲁訔《年谱》之前，与蔡兴宗《年谱》相互独立完成。第二，鲁訔《年谱》完全吸收了赵子栎《年谱》的原创观点。第三，鲁訔《年谱》对蔡兴宗《年谱》的吸收，一方面不但如林继中先生所说表现为基本结构框架的承袭，另一方面还在于鲁谱全部采纳了蔡谱的原创性观点。第四，就承袭前说而经辨析后自出新解这一层面来看，黄鹤《年谱辨疑》的原创性贡献远远超过鲁訔《年谱》，却未曾得到相应重视。厘清现存五种宋人撰“杜甫年谱”的价值及承袭关系，可以重新审视唐宋时期“杜甫传谱”的基本格局④，并藉此对杜甫与杜诗若干问题的研究史与接受史有新的认识。 一 赵子栎《杜工部草堂诗年谱》的撰述时间与原创性贡献 杜甫生平出处及其诗文编年的各种问题，自宋人以降，相关的发明讨论不胜纷纭。因此，要明确赵子栎《年谱》的原创性贡献，必须先厘清它在“杜甫传谱”谱系中的时间坐标，才能确定该《年谱》中哪些内容是由它首次提出的⑤。 赵子栎《年谱》载于宋人蔡梦弼《草堂诗笺》卷首，清修《四库全书》亦收录，《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子栎与鲁訔均绍兴中人。然子栎撰此谱时，似未见訔《谱》。故篇中惟辨吕大防谓甫生于先天元年之误……其所援引亦简略，不及鲁《谱》之详。”⑥四库馆臣所谓“(赵子栎)似未见訔《谱》”的断语，看似正确，其实混淆是非。按，《宋史·赵子栎传》载其“绍兴七年(1137)卒”⑦。而鲁訔《年谱序》自称撰述时间为“绍兴癸酉五月晦日”，即绍兴二十三年(1153)。以此揆之，赵谱必撰于鲁谱之前，是不待言而自明者，根本谈不上“似未见訔《谱》”。另外，鲁訔《年谱》之前的蔡兴宗《重编杜工部年谱》，一般公认作于北宋后期⑧。如果说“赵子栎《年谱》惟辨吕大防《年谱》之误，似未见蔡兴宗《年谱》”，这一推测才有意义。那么赵谱与蔡谱孰先孰后呢?笔者以为两者互不知情，大体来说是在两宋之际各自独立完成。证据在于二谱对“杜甫献三大礼赋之时间”的考辨上： 吕大防《年谱》认为杜甫献三大礼赋在“天宝十三年乙未(按，当为“甲午”)”，依据当来自王洙《集记》“天宝十三年，献三赋”。 蔡兴宗《年谱》针对吕谱，改为“天宝九载”，论证说：“(甫)进表曰：‘臣生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其赋曰：‘冬十有一月，天子将纳处士之议。’又曰：‘明年孟陬，将摅大礼。’……按唐史：十载春正月壬辰，上朝献太清宫。癸巳，朝享太庙。甲午，合祀天地于南郊。而《新[唐]书·列传》《集记》、旧《谱》及赋题之下注文皆作‘十三年’，非也。” 赵子栎《年谱》则提出“天宝十载”说：“天宝十载，公年三十九，奏《三大礼赋表》云：‘生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 在这场对同一问题的考辨中，蔡谱直接纠正吕谱之误自不待言，而赵谱应该也是直接从吕谱出发进行考辨的，未曾看过蔡谱。原因在于：比较蔡谱提供的理由和赵谱提供的理由，两者的基本证据和逻辑思路是一致的，而蔡谱较之赵谱则更为细密精确；如果赵子栎能够看到蔡谱，就逻辑思路而言，赵谱应该会接受蔡谱的意见。按，鲁訔《年谱》承袭赵子栎说“天宝十载”：“公《上大礼赋》云：‘臣生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公天宝十载奏赋，年三十有九。逆节公今年生。吕汲公考公生先天元年癸丑，天宝十三载奏赋，若十三载，公当四十三岁矣。”鲁訔的意思是，杜甫献赋进表称“行四十载矣”，而吕谱言“时年四十三”，四十三之岁与“行四十载”(三十九岁)不合。鲁訔《年谱》之弃蔡谱“天宝九载”说而接受赵谱“天宝十载”说，并未叙述理由。按，清人钱谦益《钱注杜诗》以为献赋当在三大礼成之后，即天宝十载，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今人洪业《杜甫》皆从钱说。这应该是鲁訔未曾明言的潜在理由，而从赵子栎原文看，他其实并无此意。以“明年(天宝十载)孟陬，将摅大礼”等语揆之，仍当以蔡谱“天宝九载”说为更妥⑨。因此，在“杜甫年谱”谱系中，赵子栎《年谱》处于鲁訔《年谱》之前；且与鲁訔《年谱》所直接承袭的蔡兴宗《年谱》大约同时各自独立完成，二者之间应无相互参考的情况⑩。 确定了赵子栎《年谱》在“杜甫年谱”谱系中的位置，我们就可以将它与撰述时间在它之前(或同时)的今存所有“杜甫传谱”文献进行全面比较——本文所谓“杜甫传谱”，是在宋人“杜甫年谱”之外，再包括了其他早期的、记录有杜甫行迹的序跋、墓志、传记等资料。在赵子栎《年谱》之前，总计有：(1)中唐大历五年至七年(770-772)的樊晃《杜工部小集序》；(2)中唐元和八年(813)的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3)后晋天福五年(940)—开运二年(945)的刘昫《旧唐书·杜甫传》；(4)北宋宝元二年(1039)的王洙《杜工部集记》；(5)北宋嘉祐五年(1060)的宋祁、欧阳修《新唐书·杜甫传》；(6)北宋元丰七年(1084)的吕大防《杜工部年谱》；(7)北宋后期蔡兴宗《重编杜工部年谱》——最后得到赵子栎《年谱》对杜甫生平及杜诗编年的原创性贡献，有如下两点： 第一，首次提出杜甫参加科举的确切时间。 《旧唐书·杜甫传》：“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 《新唐书·杜甫传》：“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按，《旧唐书》以为天宝初年参加进士贡举，《新唐书》则未标明时间。赵子栎《年谱》首次提出杜甫参加科考时间为开元二十五年(737)： “开元二十五年丁丑。《壮游》诗云：‘忤下考功第。’唐初，考功试进士。开元二十六年戊寅春，以考功轻，徙礼部以春官侍郎主之。甫下考功第，盖是年春也。” 赵子栎以考功员外郎最后一次主持贡举的时间为开元二十五年(737)，他以为开元二十六年(738)首次改为礼部侍郎主试，所以定杜甫科考时间为开元二十五年。按，《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则可知最后一次由考功员外郎主考的时间，实为开元二十四年(736)。换句话说，赵子栎于史实有失核之误，将最后一次由考功员外郎主持科考的开元二十四年，误记为开元二十五年! 然而赵谱所定杜甫科考时间(开元二十五年)虽有年岁计算之失误，但其系年思路则是正确的。如果赵子栎没有弄错最后一次由考功员外郎主考(李昂)的时间——即《旧唐书》记载的开元二十四年，而非赵子栎误记的开元二十五年——按照他的思路，则一定会将杜甫参加科考的时间定在开元二十四年。我们可以推想，如果赵子栎没有弄错具体史实，其思路应该如下： 杜甫诗句说自己于天宝四载(745)之前“快意八九年”，回推八九年，他参加科举的时间即为开元二十四年或开元二十五年，但737年已经是礼部侍郎知贡举，而杜甫自己说“忤下考功第”，所以按理自然应该系于尚属“考功员外郎”主持考试的开元二十四年。 然而，因为赵子栎自己弄错具体年份在先的缘故，所以他首次提出的“杜甫落第于最后一次考功员外郎主持科考”这一正确思路被后人忽视。后人皆以宋人黄鹤提出的开元二十三年(735)为杜甫科考之时间，清代杜注“集大成”诸家如朱鹤龄、仇兆鳌，再到当代学者陈贻掀先生《杜甫评传》等，莫不如此(开元二十三年说亦误，其误出于黄鹤对史料的误读，说详下文)。然而我们从黄鹤的说法回溯到源头，在思路上明确应该以最后一次考功员外郎主持考试之时间来推断杜甫参加科考的时间，这是赵子栎首次提出，是他的原创性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