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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鲁訔《杜工部诗年谱》的问题与价值 带有“集成”性质的鲁訔《年谱》的原创性贡献又如何呢?抛开鲁訔《年谱》中承袭蔡兴宗《年谱》与赵子栎《年谱》的部分，再来看鲁谱的原创性观点，我们发现在这方面鲁谱显得极为贫乏，仅有一处!即：厘清杜甫初至成都之“主人”为裴冕，而非严武。关于这个问题，樊晃《杜工部小集序》、元稹《墓系铭并序》、《旧唐书·杜甫传》、王洙《集记》、《新唐书·杜甫传》、吕大防《年谱》、蔡兴宗《年谱》都只留意到严武在成都对杜甫的帮助，皆未注意杜甫初至成都倚靠之居停主人的问题。在今存杜甫传谱与杜诗编年文献中，鲁訔《年谱》是第一个提出这一问题的：“上元元年庚子。裴冕公为公卜居成都西郭浣花溪。《成都记》：‘草堂寺，府西七里。浣花寺，三里。寺极宏丽。’公《卜居》曰：‘浣花流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吕大防)《年谱》与《史》云：‘严武镇成都，甫往依焉。’《新(按，新当为‘旧’)史》云：‘上元二年冬，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公先赴成都，裴公为卜居浣花里，《谱》《传》皆非是。”鲁谱所说为是。故黄鹤《年谱辨疑》从之并进一步发挥：“乾元三年庚子，改上元元年。是年先生在成都，裴公为卜成都西郭浣花寺居。高适诗云‘闻道招提客’是也。二月，裴归朝，以京兆尹李若幽(后赐名国桢)为成都尹。《旧史·李国桢传》云：‘为京兆尹。上元初，改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而先生未尝与之交，故诗文无一语及之。”此说已经为今天的研究者所公认。另外还需指出，鲁谱的这一点原创性贡献，也还存在某种不确定性。按，黄氏《补注杜诗》卷二一《卜居》注云：“鲍(彪)曰：上元元年岁次庚子，公年四十九，在成都。剑南节度使裴冕为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居焉。所谓‘主人为卜林塘幽’是也。”则鲍彪《少陵诗谱论》亦提出杜甫初至成都之居停主人问题。鲁訔《年谱》作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鲍彪建炎二年(1128)进士，致仕于绍兴三十年(1160)，二者孰先孰后，遽难断定。然而鲁訔说引用吕大防《年谱》与《旧唐书·杜甫传》，具有明晰的“学术史”意识，故暂定鲁訔为最早提出此说者。 在原创性贡献寥寥的情况下，鲁訔《年谱》的失误一面倒是颇为严重，主要在于：未能区分杜甫开元二十四年与天宝四载(745)两次齐赵之游，将其混为一谈： “(开元)二十五年丁丑。史云：‘公少不自振，客游吴越齐赵。’故《壮游》曰：‘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忤下考功第，拜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登吹台上，冬猎青丘旁。’《游梁》亦曰：‘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忆与高李辈，论文入酒垆。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昔游》曰：‘昔与高李辈，晚登单父台。’《山脚》曰：‘昔我游山东，忆戏东岳阳。穷秋立日观，矫首望八荒。’公居城南，尝预京兆荐贡，而考功下之。唐初，考功试进士。开元二十六年戊寅春，以考功郎轻，徙礼部以春官侍郎主之。公之适齐赵，当在此岁以前。” 正因为如此，采用鲁訔编年的蔡梦弼《草堂诗笺》、托名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皆未能区分出天宝四载后杜甫第二次前往齐赵间所作之诗文。按，《草堂诗笺》《杜陵诗史》于安史之乱前的系年部次为“开元间留东都所作”“齐赵梁宋间所作”“天宝以来在东都及长安所作”“天宝十五载丙申夏五月挈家避地鄜州及没贼中所作”，故天宝四载之后李白与杜甫交往之诗篇多编次混乱，往往误入开元二十四年时期。这一失误也影响到黄氏《补注杜诗》。另外，林继中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由于甲、乙、丙前三帙已佚，不得不以《杜陵诗史》编次为序，故亦不得不沿袭此误。考蔡兴宗《年谱》编年由“先天元年”直接转入“天宝五载”，想亦未曾区分两次齐赵之行，故鲁訔年谱之误，很可能是承袭蔡兴宗谱而来。即便如此，鲁谱亦当负失察之责。 那么，享有宋人杜诗编年中影响最大之地位的鲁訔《年谱》，其价值究竟何在?笔者以为，鲁谱之地位与价值，在于有时能对前人说作进一步、较为细密清晰的推敲，有整合之功： 如关于《皇甫淑妃碑文》撰写时间问题。赵子栎《年谱》提出：“开元二十三年乙亥。有《开元皇帝皇甫淑妃神道碑》云：‘野老何知，斯文见托。’甫时白衣。”(17)然而鲁谱则有进一步论证推进之功：“开元二十三年乙亥。公年二十四。公作《开元皇帝皇甫淑妃丰碑》曰：‘岁次乙亥十月癸未朔，薨。’又曰：‘野老何知，斯文见托……不论官阀，游夏入文学之科。’意公尚白衣。天宝十载，始上《三大礼赋》，起家授河西尉。或以为是年未应称野老，当是天宝十载辛卯，铭曰：‘列树拱矣，丰碑阙然。’乃知后来方立碑也。但未能考其定于何年?”鲁訔以碑文所载皇甫淑妃卒于“乙亥”，故系其事于开元二十三年(乙亥)。然亦指出杜甫是年二十四，似未应自称“野老”；又且立碑之日在皇甫淑妃卒年之后，故未能考定撰文为何年。如欲迁就“野老”之称，当系于杜甫释褐任官(“野”)的时间下限(“老”)，即天宝十载(751)。当然，鲁谱最终未能解决杜甫撰写《皇甫淑妃碑文》的时间问题，但它提出了“天宝十载”的合理下限。黄氏《补注杜诗》黄鹤补注进一步提出“天宝四载”说：“天宝四载，为开元皇帝皇甫淑妃作墓碑，云：‘公主戚然谓左右曰：自我之西，岁阳载纪云云。于是下教有司，爰度碑版。’案，《尔雅》：‘自甲至癸，为岁之阳。’妃以开元二十三年乙亥十月癸未朔薨，其月二十七日葬于河南县龙门之西北原，故至今年乙酉，为岁阳载纪矣。”所谓“自甲至癸，岁阳载纪”者，即十年之谓。开元二十三年至天宝四载，正合十年之数。可以说，鲁訔谱在赵子栎谱提出问题、黄鹤补注试图解决问题之间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起到了推动深入思考的承启作用。对这一问题，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在黄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天宝五载”说，认为“《碑》述潜曜之言曰‘自我之西’，故知所云郑庄必在长安”，可知此时郑潜曜由洛阳已西迁长安，故杜甫不可能在洛阳遇见郑氏，故《碑文》必作于天宝五载杜甫至长安之后，“至‘岁阳载纪’之语，乃约略言之，文家修词，此类甚多，不得以为适当乙酉之岁也。”(18)而最新《杜甫全集校注》则提出更合理的“天宝九载”说：“此《碑》中‘自我之西，岁阳载纪’之语，乃是临晋公主所说……应从临晋公主下嫁郑潜曜之时算起。据独孤及《郑驸马孝行记》，临晋公主于开元二十八年下嫁郑潜曜，往下推十年，则此碑文当作于天宝九载(750)。”(19) 再如赵子栎谱指出天宝六载杜甫黜于“野无遗贤”之试，鲁訔《年谱》进一步提供证据：“(天宝)六载丁亥。公应诏退下。元结《谕友》曰：‘天宝六载，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李林甫相国命尚书省皆下之，遂贺野无遗贤于庭。’公《上韦左相》曰：‘主上顷见征，倏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上鲜于京兆》曰：‘献纳纡皇眷，中间谒紫宸。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正谓此邪!”所举二诗，以杜证杜，可谓犁然有当! 当然，此类整合推进之功，较之鲁谱对前人年谱原创性贡献及失误之处的承袭，以及黄鹤《年谱辨疑》的后出转精，其分量比重皆颇嫌不足。 总的来说，就原创性而言，蔡兴宗《年谱》、赵子栎《年谱》的原创性远远高于鲁告《年谱》，鲁訔《年谱》的价值主要在整合二谱，一方面承袭其原创性，一方面也照搬了二谱的错误。然而因为鲁谱有集成便览之效，论证时或较为充实清晰，有承传前说之功，故两种现存最早的宋人杜诗编年集注本(《草堂诗笺》《杜陵诗史》)皆采用鲁谱为编年框架。编年集注本是读杜的最佳版本(20)，鲁谱遂藉二书之流行，其影响日盛。此后，即使是对杜诗编年有最多新创获的年谱及注本——尤以黄鹤《年谱辨疑》与黄希、黄鹤《补注杜诗》为代表——也不得不以鲁訔《年谱》为嚆矢；且因黄氏之书采用分体本之故，不如编年本之便于阅读使用，影响亦不及鲁谱。而曾经为鲁訔《年谱》提供养分的年谱——主要是赵子栎《年谱》、蔡兴宗《年谱》——更是渐渐隐没在历史深处。“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样的情形在文献传承接受史上并不少见。我们起诸谱之故纸骷髅于地下而问之，也自有一番探究世事真相的乐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