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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吕大防《杜工部年谱》与蔡兴宗《重编杜工部年谱》的原创性价值 鲁訔《年谱》之声名显赫，还因为它直接承袭了蔡兴宗《年谱》的基本框架与原创性贡献。蔡兴宗《年谱》对吕大防《年谱》多所纠正，阐发己见，原创性极高。 我们先来看吕大防《年谱》的原创性贡献，综合撰述时间在吕谱之前的今存所有“杜甫传谱”文献进行全面比较(具体文献参见本文第一部分)，可知吕谱多参考元稹《墓系铭并序》及《旧唐书·杜甫传》，然亦沿袭王洙《集记》以杜诗为系年之证的做法，故细节上渐趋细密；吕谱的原创性观点主要有三：第一，综合元稹《墓系铭并序》杜甫“享年五十有九”，以及王洙《集记》“集有《大历五年正月追酬高蜀州》诗及别题大历年者数篇”，确定杜甫生年为睿宗先天元年。第二，揭橥《观公孙弟子舞剑器》为记载杜甫幼年生活之最早诗篇，并指出“甫是年才四岁，年必有误”，揭开后世对该问题之争论。第三，定《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诸篇作于乾元元年华州司功任上。 我们在“杜甫传谱”及吕大防《年谱》的基础上再来看蔡兴宗《年谱》的原创性贡献，得到如下五点： 第一，杜甫出生之纪年。吕谱认为杜甫出生于“睿宗先天元年癸丑(按，当为“壬子”)”，蔡谱改为“玄宗先天元年壬子”：“按唐史：明皇传位后始改元。而吕汲公所编《年谱》作‘睿宗先天元年癸丑’，皆误。” 第二，杜甫献三大礼赋之时间(已见上文)。 第三，杜甫“参列选序”与得官之辨。蔡谱指出，杜甫献三大礼赋后并未立即得官，而只是参列选序，直至十三载才得河西尉：“十三载甲午。冬进《封西岳赋》，赋序曰：‘上既封泰山之后三十年。’按唐史：开元十三年乙丑岁，封泰山。至是三十年矣。……而旧《谱》入十一载，皆误。”又称：“按《新[唐]书·列传》《集记》皆以先生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召试文章，授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则或在此载下，而考《秋述》文曰‘我弃物也，四十无位’，又十三载进《封西岳赋表》略曰：‘臣本杜陵诸生，年过四十，尝困于衣食，盖长安一匹夫耳。顷岁国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制于集贤，委学官试文章，再降恩泽，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又《赠韦左丞》诗有曰：‘主上顷见征，欺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乃知先生进三赋后，才俾参列选序，则罢尉河西，改授胄曹，其在天宝之末载乎?故《夔府书怀》诗有曰‘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是也。”蔡谱考辨精细，进一步将献三大礼赋与献《封西岳赋》之时间及后果厘清。 第四，杜甫补京兆功曹之时间。《旧唐书·杜甫传》：“(上元元年，760)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王洙《集记》：“(上元元年)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复适东川。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以道阻不赴，欲如荆楚。上元二年(761)，闻严武镇成都，自阆州挈家往依焉。”《新唐书·杜甫传》：“(上元元年)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宝应元年，762)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综合来看，早期传谱作者皆将杜甫补京兆功曹之时间定为上元元年。吕大防谱定为永泰元年(765)：“永泰元年丙午(15)。严武平蜀乱，甫游东川，除京兆功曹，不赴。”永泰元年说与旧说迥异，而未说明原因。又，永泰元年杜甫已重返成都，未在梓、阆，此年“游东川”之说未稳。蔡兴宗《年谱》则将时间定在广德元年(763)：“(广德元年)是岁召补京兆功曹，不赴。时严武尹京。有《春日寄马巴州》诗，注曰：‘时除京兆功曹，在东川。’而《本传》与《集记》作上元年间，旧《谱》作永泰年，皆误。”寻绎蔡谱文字，蔡兴宗系年之缘由有二：(1)杜甫自注：“时除京兆功曹，在东川。”而避乱梓州、阆中(“在东川”)，时间在宝应元年至广德元年之间。(2)严武任京兆少尹。按，《旧唐书·严武传》：“入为太子宾客，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复拜成都尹，充剑南节度等使。”迁京兆尹事在宝应元年七月；复拜成都尹事在广德二年(764)初。因此，两个因素(762-763/762-764)的交集则为762年7月—763年初，再考虑到《春日寄马巴州》作于春天，则当在763年(广德元年)春。其考证之功极为缜密。(16) 第五，辨明杜甫避乱梓、阆之时间。王洙《集记》：“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复适东川。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以道阻不赴，欲如荆楚。上元二年，闻严武镇成都，自阆州挈家往依焉。武归朝廷，甫浮游左蜀诸郡，往来非一。”依王洙说，杜甫游梓、阆有两次。上元元年入蜀，适东川梓、阆间，至上元二年自阆州归成都，此其一。宝应元年严武离蜀赴京，杜甫再次游东川梓、阆间，此其二。前说误，后说是。又，吕大防谱：“上元二年，是年严武镇成都，甫往依焉。……永泰元年，严武平蜀乱，甫游东川，除京兆功曹，不赴。”按，吕谱称上元元年杜甫第一次由东川“往依”严武，当从王洙《集记》而来。吕谱称永泰元年严武平蜀乱，杜甫时游东川。按，吕谱之前说承王洙《集记》之误；吕谱之后说，时间亦误，严武再任蜀中在广德二年，杜甫旋即由东川归成都入严武幕中。蔡谱辨之甚明：“(广德)二年甲辰。春，居阆中，有《伤春》五首，别本注曰：‘巴阆僻远，伤春罢，始知春前巳收宫阙。’集中乃编作夔州诗。又有《收京》三首，而编作凤翔行在诗，尤为差误。……游梓、阆跨三年也，及他诗言三年者非一。而《集记》乃书人蜀复适东川，上元二年闻严武镇成都，自阆挈家往依焉。其旧《谱》又多因之。” 这五种观点，鲁告《年谱》全部予以采纳。一般来说，作为学术研究的年谱与诗文编年工作，往往是草初易多新见，后出难得原创，蔡兴宗《年谱》在吕大防《年谱》的三种原创观点之外，又得出五种原创性观点，实属难得。鲁訔《年谱》直接承袭蔡兴宗《年谱》，全盘吸收了蔡谱的原创观点，又将赵子栎《年谱》的两种原创性观点尽数收入，自然成为当时带有“集成”性质、最便于使用的杜甫年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