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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首次提出天宝六载(747)杜甫应“野无遗贤”之试遭黜落。 赵子栎《年谱》指出：“天宝六载丁亥。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时李林甫相国命尚书省试，皆下之，遂贺野无遗贤于庭。其年甫、元结皆应诏而退。”按，此事自元稹《墓系铭并序》、两唐书本传、王洙《集记》至吕大防《年谱》、蔡兴宗《年谱》皆未注意，赵子栎《年谱》独拈出而彰之，最具慧眼! 赵子栎《年谱》的这两点原创性的编年贡献，指出杜甫结束青春壮游、首次参加科考失利与困守长安十载之始的“野无遗贤”之试，这两次考试关系到杜甫人生道路与生平思想的重大转折。确定这两个坐标，在杜甫研究史上是关键的一笔。 二 赵子栎《杜工部草堂诗年谱》被鲁訔《杜工部诗年谱》承袭 然而，赵子栎《年谱》的原创性贡献，长期以来没有被发现和认可，主要原因在于这些贡献皆为鲁訔《年谱》承袭。鲁谱虽然对此作了进一步论证，但却并未言明这些观点得自赵谱的启发。在此之后，鲁訔《年谱》又为影响很大的杜诗编年本《草堂诗笺》、《杜陵诗史》二书采纳作为基本编年框架，鲁谱遂成为杜诗编年中最为通行的一种。后来的“杜甫传谱”作者、杜诗编年修纂者以及杜诗研究者，无论是赞同或反驳，皆以鲁谱为目标，致使赵子栎《年谱》的原创性贡献沉寂于故纸之中。 不过，既然我们的研究资料仅限于今存文献，会不会存在这样的可能：即鲁訔《年谱》未曾提及赵子栎《年谱》，那么鲁谱会不会或者是从别的已经散佚的杜甫传谱或杜诗编年文献中得到类似观点的启发，或者干脆是鲁訔自身独立得到与赵谱相似的发现呢?答案是否定的。主要证据在于： 赵子栎《年谱》首次提出杜甫参加科考时间为开元二十五年，称：“开元二十五年丁丑。《壮游》诗云：‘忤下考功第。’唐初，考功试进士。开元二十六年戊寅春，以考功轻，徙礼部以春官侍郎主之。甫下考功第，盖是年春也。”换言之，赵子栎以开元二十五年是考功员外郎最后一次主持科考，开元二十六年首次改为礼部侍郎主持科考，故定杜甫科考时间为开元二十五年。按，《新唐书·选举志》载：“(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11)则考功员外郎主持科考的最后一次是开元二十四年，赵子栎于史实有失核之误。有趣的是，鲁訔《年谱》在涉及同一内容时称：“开元二十五年丁丑。公居城南，尝预京兆荐贡，而考功下之。唐初，考功试进士。开元二十六年戊寅春，以考功郎轻，徙礼部以春官侍郎主之。公之适齐赵，当在此岁以前。”不难发现，鲁谱同样将移考功员外郎职权于礼部侍郎的“开元二十四年”误作“开元二十六年”，其误与赵谱全同。如果说。得到同样的正确结论，尚可能是出于各自独立的发现；那么，出现同样的失误，只能说明是后出的鲁谱剿袭先问世的赵谱了! 稍后的杜诗注家黄鹤也注意到了鲁谱引用史实的错误，对其进行了修正。黄鹤《年谱辨疑》引证《新唐书·选举志》厘清礼部侍郎主持科举的时间之误，提出杜甫科举时间为开元二十三年之说： “开元二十三年乙亥。是年先生下第。明年春，以礼部侍郎掌贡举，则谓之‘忤下考功第’，当在今年。盖唐制年年贡士也。案《选举志》：‘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旧史》云：‘天宝初，应进士不第。’非开元二十四年丙子。案，《旧史》：‘是年三月乙未，始移考功贡举，遣礼部侍郎掌之。’《新史·选举志》云：‘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鲁《谱》谓开元二十六年戊寅春徙礼部，以春官侍郎主之，不知何据而云?《壮游》诗云：‘忤下考功第，拜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则下第必在是年之前，游齐赵必在是年之后。诗又云：‘快意八九载，西归到成阳。’而先生天宝五载归京师应诏，故游齐赵当在今年后。” 黄鹤之说有两点错误：第一，黄鹤“明年春，以礼部侍郎掌贡举”的所谓“明年”，在黄鹤的意思里，是指开元二十四年，这是误读。按，开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以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所讼，乃下诏“仍委侍郎专知”。(12)也就是说，开元二十四年春发生科场风波后，当年即下诏将职能部门官员由考功员外郎改换为礼部侍郎，但这只是官制上的调整，礼部侍郎真正主持科考应该从第二年即开元二十五年开始。开元二十四年的主考，仍算在李昂名下，徐松《登科记考》正是这样著录的。换言之，黄鹤将官制职能的制度性调整当作具体工作已经交接，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所以，黄鹤所谓的“明年春”，应该是开元二十五年春，而非开元二十四年春。然而黄鹤以对“明年春”的错误理解(开元二十四年)回推，自然得到杜甫参加科考于“开元二十三年”的错误结论。第二，黄鹤没有注意到，鲁谱之误出于剿袭赵谱，故杜甫参加科举时间的原创性发现应该追溯到赵子栎谱，而非仅仅止步于引用鲁訔谱。 黄鹤的错误说法得到清代注家及现当代学者的普遍认同，这一方面掩盖了赵子栎正确思路的原创性贡献，另一方面造成杜甫参加科考于开元二十三年的错误说法普遍流行。直到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1952)出版，才首次纠正了这一错误，洪业说： “杜甫某句诗曾透露，他在这次人事变动之前就已经参加了科考(‘忤下考功第’)。他还进一步说，这次科考失败之后，他曾经‘快意八九年’，之后才于745年再次返回长安。我们这里把此次考试的时间放在736年，而不是通常的735年。”(13) 洪业的解释令人信服，尤其是注意到了“忤”字与736年科举风波的关系，并用以解释杜甫落第的部分原因，不能不让人叹服其别具只眼。唯一的遗憾是，赵子栎《年谱》思路的正确性与原创性(以及赵子栎引用史实有误)，与黄鹤对史料的误读(以及黄鹤错误说法被后世普遍接受)，这一系列研究、接受史的情形，没有得到洪业的梳理揭橥，故本文特详为阐述如上。后来陈文华《杜甫传记唐宋资料考辨》第二篇《生平事迹异说汇考》之《贰·应举》对此问题也有分析：“我们的结论是：杜甫的下第至迟应在廿四年；廿三年当然也属可能，但非必然。至于浦起龙虽系下第于廿四年，但别无考证；单(复)、张(溍)二谱分别将赴举与下第分属廿二与廿四年，中间隔了一个年头，也别无解释，徒滋人惑。钱谦益则说：‘下第在二十四年前’，仍又系于廿三年下，虽然结论都与我们接近，但可能纯属巧合。”(14)从陈文华的意见看，他也没有注意到“忤”字与736年科场风波的直接关系，洪业确有慧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