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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杜甫本人，他真的愿意抛弃世俗生活尤其是功名追求，去做一名“方外酒徒”，从而实现与“陶谢”“同游”吗?从杜甫的毕生行止看，他仕途不顺，道路坎坷，甚至颠沛流离，但他始终怀着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置身于现实社会的激流之中，尤其是他的士大夫功名意识十分强烈，忠君爱国观念根深蒂固，“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志，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诗详注》卷四，第1册，第265页)“廊庙志”是他的“物性”，岂能轻易改变?他根本不可能进入庄子在《逍遥游》中所阐述的“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这种三“无”境界，与他的现实生活态度实在距离太大，所以他诗中咏叹赞美陶、谢二位的“自由”“适性”境界，愿与之“同游”，只能理解为他在困厄于时俗境遇又难以解脱之际的一种想象空间和自我宽慰。 杜甫对于陶、谢也偶有微词。其中对于陶的一则批评尤其值得关注，他在《遣兴五首》(之三)中写道：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杜诗详注》卷七，第2册，第563页) 这里认可陶渊明之“避俗”，但说陶颇有怨恨贫乏“枯槁”生活之语，所以未能真正体现“达道”精神；又牵挂儿子成长，写《责子》诗等，也不能算“达生”。杜甫如此评说陶渊明，个中应当说多少存在误解成分。杜甫说陶“颇亦恨枯槁”云云，事实上陶渊明诗中虽然写了“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11)等困乏情状，但这些都是其生活真实的描写和感受，他的主观态度是“甘贫贱以辞荣”(《归去来兮辞·序》，《陶渊明集笺注》，第460页)，“恨”不能说没有，但程度并不严重。他在实际生活中“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陶渊明集笺注》，第502页)基本做到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感士不遇赋》，《陶渊明集笺注》，第431页)对于贫困生活，过得相当豁达。他也并无刻意追求“达道”或“达生”的意图，陶诗中也看不到“达道”“达生”等自我标榜字样。其实这里也许正反映出杜甫与陶渊明对于人生意义的理解差异。杜甫以“放浪”来形容陶的作风，也未得要领，未免失当。陶渊明“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陶渊明集笺注》，第460页)，生活中用不着故作“放浪”姿态。“放浪形骸之外”，是王羲之《兰亭集序》(12)里所渲染的门阀贵族“名士”生活境界，与陶渊明这样的贫士不相干。 杜甫对于陶渊明的一些误解，有着人生际遇和态度方面的原因。两人都生活贫乏，体味着人生艰辛，我们很难判断杜甫与陶渊明实际上谁更加贫苦一些。但可以确定的是，杜甫在诗中写及贫困拮据生活之处比陶渊明更多，感叹也更加强烈。从根本上说，陶渊明的穷困是他为了追求“自然”生活而主动放弃体制利益的结果，因此他基本上能够做到达观，“甘”于贫困现状；杜甫的穷困，则是他遭遇社会战乱动荡而无奈失去体制保障的后果，这不合他本人的意愿，因此遗憾及苦恼更多。杜甫与陶渊明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人生志趣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和隔膜，所以杜甫殊难完全理解陶渊明，他的某些看法掺杂了误解和想象的成分。 其实关于“达生”云云，那是谢灵运的标榜境界：“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谢灵运《斋中读书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第1169页)，“或可优贪竞，岂足称达生?”(谢灵运《初去郡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第1171页)在生活享受条件方面，谢灵运比陶渊明优裕得多，两人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优游”二字是十分适合于谢的；“放浪”一语对谢而言则更恰当。然而谢灵运在真正的放达洒脱方面，却比陶渊明差得远，他对功名利害的得失颇为萦怀，相当计较，也正缘此，他的人生结局也比陶渊明悲惨，可以说他的“达生”之论，竟成为一种反讽式的标榜。杜甫看不到此点，他关于“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的批评，把本来是谢灵运的问题，错安到陶渊明头上了。当然这仍然不影响杜甫对陶渊明的总体尊奉态度。 再看庾信。杜甫在一首赠友人王维的诗中曾写到他，说“共传收庾信”(《奉赠王中允维》，《杜诗详注》卷六，第2册，第454页)云云。这是正面的比喻，意为王维文学才具高超，堪比庾信。他又曾赞美庾诗的风格：“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杜诗详注》卷一，第1册，第52页)“清新”之目，不见用于前贤诗论，是他的独家创新，日后流传，影响甚广。杜甫对于庾信的综合评价，还见于《戏为六绝句》之一：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杜诗详注》卷一一，第2册，第898页) 按照《九家集注杜诗》卷二二的解释：“文章而老更成，则练历之多，为无敌矣。”而“凌云”之句，便是正面赞美其笔致高远，意气阔大；这是从风格角度出发，对庾信作出评价。后二句批评“今人”，未能尊重“前贤”，“后人取其流传之赋，嗤笑而指点之；岂知前贤自有品格，未见其当畏后生也”(《杜诗详注》卷一一，第2册，第898页)。庾信离盛唐时代不远，文学上的影响比曹植、陶、谢更直接、更巨大，所以杜甫作此诗，专说其“文章”。 不过杜甫对于庾信的关心和亲近，从本人生活体验出发的因素更多。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乱之后，杜甫过着多年的颠沛流离生活，其间所撰诗中，写及庾信者明显增多。而其内涵，大多与自身悲苦经历相关。如他写“庾信哀离久”(《上兜率寺》，《杜诗详注》卷一二，第3册，第992页)，便指庾信久离故里而著《哀江南赋》，据《九家集注杜诗》卷二四赵注云：“其(庾信)所以哀者，以金陵瓦解而窜身荒谷，公(杜甫)自喻也。”可见相似的苦难身世，使得杜甫对庾信作品倍感亲切，他在这里既咏庾信，亦以自喻。“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杜诗详注》卷一七，第4册，第1499页)，说出了他感动于庾信诗赋作品，主要原因在于“平生最萧瑟”，这种“萧瑟”生活是自己亲历着的，所以他是“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杜诗详注》卷二三，第5册，第2094页)。当然，这种哀伤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国家的，这一点对于心怀忠君忧国观念的杜甫也很重要，《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六所称“庾信有《哀江南赋》，哀伤同之，则皆所以忧国也”，一语道出诗中写的是双重的哀伤，因此也令诗人分外痛心。也正因此，杜甫对于与庾信其人有关系的事物，都给予格外的关心。如他送人至江陵，便不止一次提醒说那里有庾信旧宅，“荒林庾信宅，为仗主人留”(《送王十六判官》，《杜诗详注》卷一八，第4册，第1595页)、“庾信罗含俱有宅，春来秋去作谁家”(《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其三，《杜诗详注》卷二一，第4册，第1843页)，牵心挂肚，念念不忘，似乎那是杜甫自己的旧宅。由此见出杜甫对于庾信，有着一种从切身体验中滋生出来的深厚的亲切感。他从与庾信类似的多蹇人生中得到共鸣，既“哀伤”个人命运，又感叹皇朝倾覆，既“忧生”又“忧国”，这里有杜甫人格的深度反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