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讴谣本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当前性、新闻性的吟咏。作者以《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的桓帝之末，京都童谣为例分析，认为两汉时讴谣往往有预示前景的内容。但如果讴谣不仅仅只是预示，而且又有前瞻性诉求、实现性愿景的内容，则极大增强了其传播效应。与吟诵或批评官员过去政绩的歌谣相比，吟诵未来更有威力，这是利用人们对未来会发生什么的关注，有意识地引导舆论，以发动群众；由此而实现了传播的最高目标——听众的参与。 此外，《诗经》作品，因其士人阶层最为擅长而用来论证舆情，进入政治空间，得到口耳相传的、讽诵式的大众传播。 引“诗”论政在传播效应方面有着优势，一来士人对“诗”本来是熟习于心的，出口成诵而易于表达。二来“诗”本身就是以讽诵来传播的，且“诗”本来就具有诵美讥过的政治功能。 但是，有确定指向意义的“诗”怎么论证随机产生的时事政治？于是就有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的引“诗”论证的方法。如《论语·八佾》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由“素以为绚兮”引发“绘事后素”，再引发“礼后”为“仁”，“断章取义”以其有简短的引用而又灵活的解说，顺利实现政治论辩。 最后，作者对“吟唱”非常态化运用的传播学意义进行了分析。 文章对“吟唱”文体的非常态化运用地阐述，都是建立在关注接受者的基础上的。如说唱、谐隐、歌、讴谣、诗等，都因其自身具有某些有利于传播的特点，并且有广泛的下层接受者，于是，诸子百家的对其运用，使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仅面向上层统治阶级，而且会引起更广泛的大众的注意。 作者在文末总结道，从普遍意义上说，文体要实现传播效应的最大化，第一要素是要考虑到接受者。上述“吟唱”文体达到传播效应的最大化，是在所谓传播过程的末项——接受者的倒逼下产生的文体变型、文体非常态，才能够实现，而这些，也可以说是接受者对文体形态的反作用力。 （原文刊于《中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