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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布鲁姆的文化身份与美学思想在后期经历了从学院批评家到大众美育家、从“为艺术而艺术”到“为艺术而生活”的转型与嬗变。对于布鲁姆而言，唯美主义“为艺术而生活”的理念其实是“生活文学化”（包含“文学生活大众化”）。作为生活于后现代消费社会中的新唯美主义者，布鲁姆正是察觉和意识到传统唯美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在生活与艺术关系问题上所存在的理论缺陷和所引发的现实危机，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生活文学化”美学主张，对唯美主义的“生活艺术化”以及后现代主义“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主张具有一定的纠偏补弊作用。布鲁姆的“文学”代表着一种精英主义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而“生活文学化”实际上是他反对后现代主义审美文化、力图在社会大众中推广、普及其精英主义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的理论与主张，同时也代表着现代主义美学对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一次反击与倒算。 关键词：哈罗德·布鲁姆 后期美学思想 生活文学化 文学生活大众化 日常生活审美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哈罗德·布鲁姆宗教批评观研究”（SC12WY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曾洪伟（1972-），男，四川三台人，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西方文艺理论研究。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是当今享誉世界的文学批评家，其批评领域和文化身份在其文学批评生涯中经历了多次转向与嬗变，如从20世纪50-60年代的浪漫主义批评家，到70-80年代的文学理论家，再到90年代的宗教批评家等。而90年代以后，即其批评生涯后期，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又发生了重要转型，其批评的受众、批评风格、文化身份、美学思想、美学理念与其前期相比又具有了很大的不同，其美学主张与传统唯美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貌合神离。那么，此一时期布鲁姆的批评面向、形态、内涵、性质以及身份等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异？其特定美学的内涵和本质与唯美主义、后现代主义相比又有何差异?这些是本文将着力探讨与廓清的问题。 一、从学院批评家到大众美育家，从“为艺术而艺术”到“为艺术而生活” 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布鲁姆逐渐、悄然地实现了从面向学院专业读者的学者到面向象牙塔外社会大众的美育家的文化身份转型。对于坚定的经典捍卫者、布道者布鲁姆而言，美育家的身份与工作在当下“文学终结”、文学生存危机四伏的时代无疑比纯粹的学院文学批评家的身份与工作对经典更为重要，更有价值，也更具现实意义。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起，布鲁姆陆续开展了针对文化大众的美育实践工作，如编辑出版多达500余部“切尔西屋”（Chelsea House）文学经典批评丛书并亲自作序，专门为青少年读者编辑文学经典阅读指南丛书，与出版社联手推出“畅销书”（如《西方正典》、《莎士比亚：人类的创造者》、《如何读，为什么读》、《J之书》、《美国宗教》等）、“普及书”（如《天才：一百位杰出作家作品汇评》）、“经典推广书”（担任“布鲁姆文学批评”系列丛书序言作者），与解构经典、具有反审美化倾向的当下各种文学、文化批评流派和社会文化现象在大众媒体（如《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上展开激烈论争，[1]等等。同时，这些论著在语言、文体风格上也纷纷由学术性向大众化倾斜、滑移，去理论化、去学究化特点明显，语言平易，明白晓畅，亲切随和，情感充沛，文笔恣肆，行文时而闲散、时而激越，时而风趣幽默、时而含笑讥刺，这与其前期论著典型的学术化、规范化风格迥异：这实际上就蕴含着一种转型。 因此，在笔者看来，布鲁姆后期文学批评存在着明显的大众化转向趋向，而其目的则旨在提倡和推行审美大众化、生活审美化。实际上，布鲁姆自90年代以来的大多数著述透露出来的即是非话语形态的、涌动着布鲁姆强烈的文化希冀或者说审美诉求的“审美生活大众化”精神与理念；而其2011年的新书《影响的解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学》（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则第一次以话语的方式明确地表达了其“生活审美化”的美学理想与愿景，第一次公开强调、肯定文学——审美对于生活的介入、融入与渗透，极力赞同并推动文学性、审美性在大众生活中的蔓延并对后者进行改造、修正、归化、提升，并最终提出建构一种理想的、审美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审美与生活合二为一的、水乳交融的生活方式。“……对于文学与生活所作的任何人为区/拆分都是误导性的，对我而言，文学不仅仅是生活中的最精彩部分，它就是生活本身，除此之外无它。”[2]即审美就是生活的全部。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大众化理念、话语的提出与实践，实际上是布鲁姆试图走出审美象牙塔，一定程度地缓和、消解艺术与生活、审美与社会、精英与大众之间自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以来长期存在的矛盾、紧张与对垒，企图在后现代社会与大众人群中建立审美乌托邦与美育殖民地的努力，这同时也体现出布鲁姆作为一名唯美主义者其美学思想与文化策略重心在后期的滑移与转变。 综而观之，我们可以发现，布鲁姆的美学历程（或曰美学思想）实际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前期的“为艺术而艺术”阶段和后期的“为艺术而生活”阶段，前者强调艺术的独立性、审美的自主性，关注的是艺术本体内在构成，其视阈是封闭的，而后者关注的重心在于艺术的目的指向，即倡扬生活的审美化，人生的艺术化，强调艺术面向生活，审美走向社会，走近生活，走入大众，其本质是主张审美感性对日常生活工具理性的渗透、颠覆与控制，其思维模式与形态是开放的。因此，与其前期美学思想相比，布氏后期美学思想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也体现了唯美主义思想的另一面。在其中，我们不难发现奥斯卡·王尔德等唯美主义者的影子。众所周知，布鲁姆在美学思想上深受沃尔特·佩特和奥斯卡·王尔德的影响，后两者不仅在美学理论层面提倡精英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积极主张和践行生活的艺术化。如“佩特《文艺复兴史研究》的结论部分其核心思想就是提倡生活的艺术化。后来佩特在评论华兹华斯时将此概括为‘以艺术的精神对待生活’”，“佩特的学生和追随者王尔德则把生活艺术化原则广泛地付诸生活实践。从服装用具到举止谈吐，从室内装修到书籍装订，从青瓷花瓶、孔雀羽毛、日本屏风到中国明代家具，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生活用品的选择，无一不奉行艺术化原则以追求审美效果的极致”。[3]因此，从本质上讲，与佩特及王尔德等唯美主义者一致，布鲁姆在美学理论与实践上也存在着相似的悖论，即在理论观念层面主张艺术与生活的区隔与对立，而在生活实践层面又通过施行艺术/审美的物化与对象化，提倡“生活模仿艺术”，实现艺术与生活的融合与统一。 但是，作为特立独行、个性独异的文学批评家，布鲁姆虽然与王尔德等都同属现代主义美学阵营及流派，其美学观点与后现代主义“日常生活审美化”潮流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他们（即布鲁姆与传统唯美主义者、后现代主义之间）在美学思想尤其是生活艺术化的观点与主张上还是存在着重要差异甚至对抗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