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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学价值论是在价值论视野下形成的一种文学研究理论。新时期文学价值论研究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中期达到高潮，目前依然余绪不断。新时期对文学价值论的重视，是世界哲学发展的必然，是中国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也是文学理论界反思的结果。新时期文学价值论研究，在文学认识论与文学价值论的区别、文学价值的多元性、文学的商品价值等方面展开，引发了一系列论争，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新时期文学价值论演进与论争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问题意识、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对当下的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借鉴。同时，这一问题研究中存在着非此即彼的一元论思维，忽略了文学价值的多元性。关于文学商品价值的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状况的变化会越来越丰富，尤其是在文学产业、文化产业已被广泛接受的当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更为广阔的推进的空间。 关 键 词：文学价值论/新时期/范式转换/问题意识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基本文学理论观念的演进与论争研究”(10BZW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书文(1974- )，男，山东兖州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从整体上说，经历了认识论、价值论、存在论三种范式，价值论在其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价值”是经济学上一个特定的范畴，在一般意义上泛指物质或现象对人和社会的用途、作用或意义。自人类从动物界独立出来起，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逐渐形成了诸种对象性的主客体关系，人对自然、社会、自身进行评价，价值便开始出现。哲学上的价值论，是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一种哲学理论，是对价值的本质界定、构成、特点等进行研究的理论学说。文学价值论，则是在价值论视野下的不同于认识论、存在论关照所形成的一种文学研究理论。新时期文学价值论研究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中期达到高潮，目前依然余绪不断，在文学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区别、文学的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与消费价值(商品价值)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1)，对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新时期文学价值论研究的源起 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非人的、反现代的政治文化专制，中国社会开始了新文化启蒙时期”(2)。中国新时期一波接一波的文学思潮、文学论争，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反思文学、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人文主义讨论等，都与文学价值观念的转换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新旧交替的变革时期，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明显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形成多元文学价值观念的规律性问题。从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末的百年文论史中，不难发现，每个重要时期学术文化界围绕文学价值取向与观念嬗变所进行的论争，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其中，始终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不同倾向的文学理论的分歧，往往体现人们对文学的特质、功能和美学理想的不同看法，并总是在文学价值观念上表现出来。”(3)文艺价值观念的区别，植根于人们对文艺性质、功能认识的哲学基础、美学基础的不同，与理论操持者的社会实践的差异密切相关，因而，几乎在新时期每一个社会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都会有激烈的文艺价值问题的论争。80年代初文学价值论的出场，奠基于世界哲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进程密切相关，符合了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特殊境遇。 对价值论的重视，是哲学发展的世界性的潮流，是哲学发展的必然。有了“人”便有了价值的问题，“价值问题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发展而诞生、发展起来的”，“因为存在着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即：在人类从动物中分化出来之前，自然界本身虽是存在的，却无所谓美丑、善恶。这些流动不居的价值观念，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诞生、发展起来的。人类学的大量研究成果雄辩地证明了：只有人类真正从动物中分化出来之后，才开始有了价值的概念及其规范”(4)。这个与“人”一起诞生、发展的问题，在哲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被称为“价值学创始人”的德国哲学家鲁道夫·赫尔曼·洛采，在19世纪后期把此前广泛流行于经济学中的价值观念引入哲学，并把它置于哲学中的最高地位。在洛采看来，世界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现实的事物，即事实的领域；二是体现宇宙普遍规律的真的王国，即普遍规律的领域；三是对善、美和神圣思想作价值判断的世界，即价值规律。而在这三个领域中，价值规律居于最高的地位，确定事实的真实性、概念的真理性，第一和第二世界的意义都要由价值来作最终的判定，价值是目的，而其他一切只不过是手段。因此，洛采把自己的哲学观名之为“目的论唯心主义”。洛采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是新康德主义者，他之所以把价值的理论提高到哲学的核心地位，是要把人的尊严在自然主义和还原主义等的极力攻击、非议下解救出来，强调人是按照一定的价值观念或目的进行活动的，反对贬低人的尊严和作用。后来，西方的许多价值流派都因袭、沿用或部分地采纳了他的原则，100多年来，他的影响始终存在着。 虽然价值论在19世纪下半叶才初步确立，但价值论的思想古已有之；哲学价值论诞生于西方，但价值论方面的思想、论述中西皆有。在《后汉书》中，已出现了“价值”这一词汇，该书列传第三十七《班勇传》中就有“北虏遂谴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在此之前，价值的观念早已存在。西方价值论的观念源远流长：“从柏拉图起，哲学家们就一直在善、目的、正当、义务、美德、道德判断、审美判断、美、真理和合法性的标题下，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到了19世纪，下述看法才产生出来(或再生出来，因为从根本上说它发端于柏拉图)，即：既然这些问题都与价值或应当，而不是与事实或事实的现在、过去、将来的状况有关，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归属于一个家族。人们相信，如果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囊括了经济学、伦理学、美学、法学、教育学、甚至逻辑学和认识论的一般价值和评价理论的组成部分的话，这些问题就不仅可以归列到价值和评价这样的总标题下，而且能够得到更好的处理并找到更加系统的解决办法。”(5)就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而言，生产力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持续进步，人类的创造能力不断增长，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日益显著，人们创造的价值更多，人类自身的价值也不断提高，价值问题就越来越成为时代的重要问题。在有关价值的哲学中，康德对实践理性的研究“为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观察世界，特别是观察世界与人自身的联系在主体精神领域中发现一个新天地。现代价值哲学正是借助康德的发现建立起一种新的哲学观念的”(6)。此后，新康德主义重要人物、著名哲学家文德尔班以康德的学说为起点，建立起自己的价值哲学，他认为，价值问题应在哲学研究中居于重要位置。因为任何知识都离不开价值，都要以价值为标准。而关于价值的知识则反映着评价主体与评价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关于人与客观对象之间联系的知识。基于对价值的重视，文德尔班甚至认为一切社会历史科学都应成为关于价值的科学。文德尔班的学生，另一位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继承了文德尔班的观点，赞同社会历史科学应成为一种价值科学。他认为社会历史科学所研究的都是个别问题，因而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应该用“个别化”方法。他的意思是说，作为价值现象，任何一种社会历史问题都只是通过个人的兴趣、评价才会显示其价值意义，因此研究这些问题就不能像研究自然界现象那样，采用一般化的方法，并由此揭示其普遍规律。社会历史中只有个别的东西，而没有普遍的价值。价值哲学的出现在人类哲学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人们的意识和自我意识在哲学高度上达到统一，价值作为人与客观对象的某种关系的表征而成为哲学沉思的主要对象，这本身就意味着人类思维已经将主体与客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认识了。西方价值学的兴盛，正是基于价值关系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经过哲学的积累，价值论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同时，价值论的兴起与20世纪西方的社会思潮有关。科技的高度发展，物化自然关系的发展，极大地挤占人的精神空间，导致人的精神的空前失落，人由目的而成为手段，由此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对人的价值的热切呼唤，催生了价值哲学。 在价值论哲学的背景下，审美价值论得到发展。较早运用价值理论研究美学和艺术问题的是美国自然主义哲学家、美学家乔治·桑塔耶纳。他认为美学是一种价值学说，它和伦理学一样，都是研究人类以感情为基础的判断活动的。他从主观论的角度来看待价值，认为价值发乎我们情不自禁的直接性或莫名其妙性的反应，也发乎我们本性中的难以理喻的成分。他认为，美是一种价值。因而，对美这种价值的判断就更是一种不依赖于任何理性观念的直接的感受活动了。“在想象、瞬息的直觉和赋有形式的知觉中所固有的价值，叫做审美价值。它们主要在自然界和各种生物中被发现，但也常常在人所创作的作品、语言所唤起的形象及声音的领域中被发现”。根据桑塔耶纳的论述，衡量美的价值尺度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的审美的快感：“美是在快感的客观化中形成的，美是客观化了的快感。”文学活动是一种具有强烈审美性的审美活动，与价值也发生了密切关系，甚至在许多文学价值论的主张者看来，文学活动就是一种价值活动，而不是认识活动或其他活动。 中国新时期文学价值论的兴起，是中国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人们的思想解放了。体制的改革和人的观念的更新成互相促进之势。大家很自然地想到：从前苏联来的那一套僵硬的经济管理体制已阻碍着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需要改革，那么，从前苏联来的一些思想观念、理论公式、思维方式，是否都是正确的呢?许多人已经认识到，我国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下，都面临着方法、观念、范畴甚至学科体系更新的任务。”(7)文学价值论，是中国新时期反思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中国与前苏联的曲折的关系，价值论在此前的中国是缺席的。在相当长时期内被我们奉为导师的前苏联，价值论哲学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前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康斯坦丁诺夫在1960年他所主编的《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第1卷提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摒弃价值哲学。”(8)在我国风靡一时的罗森塔尔的《简明哲学词典》，根本就不提及价值论。在前苏联，价值论研究开始于60年代，图加林诺夫是前苏联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有力推动者。1960年，他出版了《论生活和文化的价值》，标明着价值论研究的开始；8年后他又推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在前苏联哲学界掀起了一个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热潮。进入70年代后，前苏联哲学界对于价值学的研究更加深入和普及，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根本原则、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价值论，解决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具体问题，如审美价值、道德价值等，并开始了对西方资产阶级各种价值论流派及其理论的批判性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前苏联价值论研究从缺席到发展的这一时期，中苏关系曲曲折折。1969年3月发生的珍宝岛武装冲突，标志着中苏关系的彻底破裂。5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哲学界全面学习苏联，在这一时期苏联不提价值论。60年代末、70年代初，前苏联哲学开始深入研究价值论哲学时，中苏已开始交恶，包括哲学理论在内的前苏联的一切观念，都被视为“修正主义”，前苏联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成果与思想遂被拒之门外，不被介绍和研究了。因而，在新时期之前，中国哲学界存在价值论缺席的状况。80年代初，价值论研究在国内兴起，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要求”，改革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取得更好的效益，效益便是个价值问题；改革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利益也是个价值问题。(9)二是深刻的理论背景，这其中包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直接导致了价值问题研究：实践结果是否成功需要价值的检验，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与实用主义划清界限，也是一个价值问题；异化、人道主义研究构成了价值论研究的重要背景，讨论中包含着价值问题，尤其是人的价值、人生价值问题。(10)自1980年起，《中国社会科学》、《光明日报》、《哲学研究》等重要期刊报纸发表了一系列价值论研究方面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在1985年到1986年的秋季形成了一次关于价值与真理的讨论，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等著作反响巨大，王玉樑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价值和价值观》，从价值论总论、史论、价值的本质、价值与感情、价值实现过程、价值与历史观、人的价值、价值观念与改革等方面全面展示了中国价值论研究的状况。 文学价值研究与论争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界反思的必然产物，甚至有研究者把文学价值观的“拨乱反正”称为文学理论批评新时期“拨乱反正”的首要之务。“自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学理论批评与其它社会意识形态门类一样，开始了真正的所谓‘拨乱反正’，关于文学价值观方面的‘拨乱反正’自然是首要之务了。因此，举凡文艺同政治之关系问题、文艺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性质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问题、现实主义及浪漫主义问题、‘典型’、‘写真实’概念问题、文学中的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现代派文艺评价问题等等，都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每一个问题之核心几乎无例外地都涉及到文学价值论问题。”(11)文学理论界开始反思此前认识论哲学背景下的诸多理论，探讨在价值论基础上的文学理论问题。钱谷融在为黄海澄《艺术价值论》所写的序中透露出作者写作该书的动机和宗旨：“很早以来，他就对从苏联来的文艺理论学科体系的科学性有怀疑。他们把文学艺术当作是对现实的一种认知形式，其社会功用也是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这就与科学除了形式上的差别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样，文艺也就成了多余的东西。从功能文化学的观点看，文学艺术必有其不同于科学的特殊本质和作用，否则，它就不可能存在。因此，海澄同志认为把文艺学仅仅建立在认识论的哲学基础上是不行的。”(12)前苏联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批判了把艺术当作经济、政治的直接产物的庸俗社会学观点，从哲学认识论出发，吸取了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等人的文艺理论观点，建立了一套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的文艺理论体系。这套文艺理论体系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逐渐传入中国，成为支配我国差不多两代人的文艺学“范式”。“文革”结束后，在积极反思的社会思潮下，中国文论界也开始反思这种认识论的文艺观。《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刊登了刘再复的文章《论文学主体性》(续)，文章主旨是倡导文学创作与阅读(接受)中的主体性问题，这种倡导建立在对机械反映论文艺观的批评基础之上：“机械反映论只注意了自然赋予客体的固有属性，而往往忽视了人赋予客体的价值属性”；“这种机械反映论往往割裂了客体与人的联系，即忽视了客体于人有用的程度——与人的需求相适应的程度，即客体的价值程度和价值属性”；“反映论只解决了人的认识，不能解决人的价值选择和情感意志的动向”；“机械反映论从客体上强调了事物的固有属性，忽视了价值属性”，“从主体上则强调了人的认识方面，忽视了人的情感意志方面”。(13)这一观点引发了许多研究者的争论，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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