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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神守文化”“社稷守文化”与先秦文学 可与包含楚地“神守文化”在内的长江文化并称为华夏文明起源中心的是黄河文化。居于黄河流域的姬周族有较其他部族更为发达的原始农业。促使原始农业发展进步的因素，除了气候适宜等自然因素外，更需有成熟经验的指导等人为因素。因族中长老积累有丰厚的经验可以用来指导农业生产，故而姬周族有“尊老”之风；而“尊老”的“宗教化延续”是“祭祖”；故黄河流域的姬周农耕文化中由此积淀出以“尊老祭祖”为主导内容的礼乐文明。“祭祖”和“尊老”的终极原因是现实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从中可以体味出姬周农耕文化的主流精神——“尚实重功”。 而以冶制为社会主导生产方式的楚人，其主流文化精神却与此不同。如上所言，冶炼引发楚地崇巫重巫之风大行。正如民俗学家弗雷泽所说，巫术赖以存在的思想原则是“交感作用”，因而巫者施术时，在其思想信念中，想象和现实往往是合二而一的。(30)依此所言，富于幻想、精于想象是巫术者施术时的主要特点。施术时，巫者的思绪随想象中的神灵一起飞翔、飘游，上天入地，穷极八荒。因之，巫风盛行，造就了楚文化那“浪漫奇想”的主流特点。 姬周文化的尚实重功精神、楚文化的浪漫奇想特点，各对先秦文学产生了相异的重大影响。 先秦韵文中，《诗经》之质实与《楚辞》之浪漫，为学人所共识。而《诗经》质实之风的形成，与姬周文化的尚实重功精神息息相关；《楚辞》浪漫之风的形成，则与楚文化的浪漫奇想特点密不可分。 如上所言，周代商后，周公旦强调，欲长保国祚，历代君王必须修德。在此“天命靡常，唯德是辅”政治观念影响下，周人形成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为主要内容的“德政”学说。基于“德政”理念，周人设立了一整套教导、监督、诤谏周王的训诫系统。训诫规劝的准绳即君王行事的准则约略有二：一是先王法式，二是民心民意。基于“训诫”和修德之需要，《诗经》作为反映先王圣德和观察民风民情以及警戒君王失德和了解民疾民怨的“历史工具”而被周人重视。因之，现存《诗经》保留下来的基本是历史诗、政治诗和民生诗，主要用来表现社会人生，追溯社会历史，描述人间生活。这种表现历史、社会、民生的内容需要，决定了《诗经》的质实风格，使其洋溢着浓重的现实风采，体现着姬周文化的“尚实重功”精神。 《楚辞》的内容、风格与此有异。屈原和宋玉的作品，虽也有对历史的追溯(如《天问》)、对政治的指斥(如《离骚》《九章》)，但更多的却是对光怪陆离的神幻境界的描绘(如《离骚》之天界、《天问》之昆仑、《招魂》之地府)，和对虚无缥缈的神灵形象的塑造(如《招魂》之天帝、《东君》之日神、《离骚》之雷师、《河伯》之河神、《湘君》之水神、《山鬼》之山神等)，从而构成了奇幻迷离的虚幻境界，充溢着浓郁的浪漫风采，表现着楚文化的浪漫奇想特点。 不同上古文化对于先秦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作品的风格形成和内容选择上，更表现在它们对人们思维模式的熔铸上。 姬周文化的尚实重功精神，特别是姬周农耕社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和“春种秋收，周而复始”的生产方式，使周人形成了“循规蹈矩”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下产生的文学，有如下四方面的特点：(1)在表述历史时，以时间为序，以君王为纲，以社会事件为主要内容，重在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如《春秋》《左传》《国语》等历史散文；(2)在论述哲理时，以社会问题为主要关注点，重在讨论人际关系，如《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散文；(3)在编撰小说时，则以历史或圣贤为表现对象，重在训诫，如《穆天子传》《晏子春秋》等述史小说和传人小说；(4)在创作诗歌时，也主要以先王事迹、朝廷政治、民众生活为中心内容，以关注政治得失，如《诗经》三百篇。 而主要因“交感巫术”盛行所致的楚文化那浪漫奇想的主流特点，不仅使楚人在观察外界时将目光投向苍穹，投向自然，甚至投向冥想中的地府鬼神世界，也使得楚人形成了“异类关联”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产生的楚文学，有如下三方面的特点：(1)在记述地理方物时，重形象，偏奇异，山川、草木、鸟兽、神怪莫不入篇，如《山海经》；(2)在论述哲理时，重推导，多想象，重在讨论天人关系，如《老子》《庄子》；(3)在创作诗歌时，以人生、天地、神界为多重表现对象，将社会、草木、地府作奇异关联，如屈、宋之作。 不同上古文化对于先秦文学的不同影响，还表现在文学手法的差异方面。 我们先来看先秦韵文。楚人那种“异类关联”的思维模式，使楚辞在表现方式和表现手法上呈现出两大特点：(1)上天入地的神游描写，如《离骚》、《招魂》；(2)用自然万物代指世人，如屈、宋赋中以香草喻忠士、以恶草比佞人。这些，都反映着楚人“异类关联”思维模式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绝不仅仅表现在楚辞方面，同样产生于楚地的《渔父歌》(见《吴越春秋》)、《申包胥歌》(见《吕氏春秋》)、《越人歌》(见《说苑》)等作品，善用比说，多用指代，也同样体现出楚人“异类关联”思维模式对楚地文学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先秦散文的表现方式和表现手法。《孟子》《庄子》虽皆善用譬喻说理，但两书证成观点所举事例的类别大异。《孟子》证成观点所举事例，今研读统计有242则，其中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128则，当代事例和事物通理50则，引经典及前贤语50则，此三类共228则，占94％；而涉及自然事物者仅14则，占6％。大量社会事件和经典、前贤语句的运用，更加重了其书质朴切实的文化风格。而《庄子》内篇7篇中，证成观点所用故事有45个，其中历史故事15个，当代故事13个，计28个，占62％；自然故事2个，异形人、异形物故事9个，神怪梦幻故事6个，共计17个，占38％。其内篇、外篇所用证成观点的事例与此大致相类。 由此可以说，《孟子》在论证中多用社会历史故事，从而加重了文章的质实风格；而《庄子》兼用社会事件和自然事例，特别是其中那些虚幻怪诞故事的运用，更加重了其文章的奇幻风格。这些，同样表现出姬周文化尚实重功精神、楚文化浪漫奇想特点对先秦文学表现方式和表现手法的不同影响。 总之，“神守文化”“社稷守文化”分别对先秦韵文、散文等文学作品，在内容、风格以及文学思维、表现手法等方面产成了决定性影响。《诗经》之质实与《楚辞》之浪漫，《孟子》多用社会历史故事论证从而呈质实风格，而《庄子》兼用社会事件和自然事例特别是喜用虚幻怪诞故事故加重文章的奇幻风格，等等，都主要与“神守文化”和“社稷守文化”的影响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