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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评”之扩界与“形态”之增容 相对于狭义的“批评”来讲，广义的“批评”则通指批评主体对批评客体的认识或评价，即是一种接受和表达——将内在的观念、态度、评价和情感等外化为具体的物质“形态”，形成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形状、轮廓和体积，以及独特的色彩和深入到肌理的组织结构形式。因为“一切感性具体的现象又无不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因素，并以某种形式格局呈现出来。”[11]5所以呈现方式是“形态”的总范畴。因此用“形态”来阐释“批评”就应当运用平等的眼光、俯视的姿态和广域的视角，认识到“批评共和国”里没有“形态”主次之差别性，只有因时、因地制宜的多样性和存在合理性。而且批评的效果和质量也不能因为“形态”的不同而受到价值上的质疑，因为“每个接受者，由于文化背景、知识结构、生活经历和审美趣味的差异，影响他们选择不同的路线和顺序，最终以各种独特的方式接受。”[4]55致使形态表达以一种流动开放的姿态无限延伸。同时在特定的语言环境和相关条件下，“形态”所占用的资源和依靠的媒介等并不是同一的，因此表达者对资源整合的不同方式就必然决定着“形态”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特点势必决定批评“形态”研究也必须在崭新的视域下进行。但在对批评活动的传统观念影响下，批评“形态”的广域性被遮蔽，使得某些客观存在的并非以文字和话语等式样表现的却具有批评功能的批评“活动”和“现象”被忽略，造成批评“形态”研究“漏失”的现状。尽管有些文学现象或文学活动中所包含的批评性因素在文学批评研究中偶然被提及，但往往只是局限于就事论事，并没有以高屋建瓴的姿态审视批评“形态”全貌，致使在传统的“批评主体”和“批评对象”思维模式下被圈定的批评“形态”呈现出面貌不完整的状态。 批评“形态”研究是一种基于微观分析之下的宏观研究，一旦进入整体考察与分析的阶段，一些似是悖于常理的现象就会出现在眼前。问题的解决需要拓宽视野、更新观念、扩建理论体系，也就是说，在考察作者的创作到读者的接受这个各种因素互相关联又相互作用的有序运动过程中，突破旧观念，对尚未被注意或未被充分注意的批评表达形式重新定型、整合和构建“形态”体系。所以随着对批评“形态”认识的不断深化，新观念支撑下的新“形态”体系的大体轮廓渐趋明朗。一方面，相对于其它门类的“形态学”来讲，文学、音乐、绘画等“形态学”都是以直观呈现出来的艺术产品的结构形式为批评对象，而文学批评“形态”的研究对象不应当只限于以单纯文本样态和文字形式存在的直言性批评话语，还应包括以非文本样式和非文字方式存在具有批评功能的“非人”系列的“现象”、“活动”和“思潮”等。另一方面，批评主体也不能只限定为撰有批评文字的文艺理论“批评家”，还应当包括能够发挥批评功能且参与文学活动的作家、读者以及受艺术作品影响的其他社会成员等。尽管蒂博代在“批评共和国”里把作者和作家包含在批评主体里，但在蒂氏那里能够被定位为批评主体的作者和作家仍然都只是采用直言性的文本方式参与文艺批评活动者，批评的表达方式依然是对传统模式的承继和强化。因此，从概念属性来理解，蒂博代所谓的作者和作家批评主体仍然属于狭义的“批评家”，只是身份不再圈定在“批评家”行列。而笔者所界定的作家作为批评主体是指作家所创作的文学文本尤其是叙事性文学文本也可以成为批评文本，因为作家的批评都以隐性的方式蕴含于文学文本的生成机制、结构的安排、人物的设置等中。 虽然“批评”的扩界使得增容的“形态”体系显得凌乱纷繁，但形态表达的本质是核心概念延长伸展的过程，所以“尽管不同游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他们却可能具有一种像遗传因素一样的共同属性，即便这种属性并不一定是它们的一种外部特征。”而且“事物之间确实存在着比外部特征更为重要的联系，这就是其内部规定性。在家族成员中，便是像血液以及遗传等因素，这些因素来自于他们共同的祖先，正是这些隐蔽的内在因素通过文化的种种作用将整个家族成员联结到一起。”[12]253并且“形态”的构成要素是一种结构性要素，各种元素的排列组合或者不同编码方式构成了时代背景下的不同“形态”，同时也体现着对“形态”所流行的那个时代的重要观念和重点关注。因此，一方面，“形态”的存在与周围环境之间只有产生共生共存的和谐关系才具有合理性，“形态”也只有在具体的语境条件下才能实现合情合理生动且有效的表达；另一方面，具体的语境也使得承载着对时代标准理想追求的“形态”以不同的适应性方式存在：有显性的文本样式，也有隐性的非文本活动和现象；有静态的文字，也有动态的过程。所以尽管一定时期之内表达方式的千差万别造就了空间“形态”的混乱与繁杂，但形态表达都是受时代思想和时代追求所限制，“形态表达的流程，结构和功能、方法和形式、媒介和手段等方面都要进入同一性的有序整体系统中，并彼此紧密关联、相互渗透，共同成长。”[4]43所以形态表达的内容是具有相对的同一性，呈现为众河入海之势的局面。 四、结语 既然有序的“形态”系统由显、隐两种方式共同构成，那对已显之“实”和未显之“虚”的双面关照才能体会到批评“形态”动态与静态交互、显性与隐性并置的整体性和体系性。但当“作者”或“读者”成为批评主体，“现象”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其隐存于不断复杂化的机体功能系统之中发挥批评的功能时，就不像显性形态那样有形可辨、一目了然。但以活动方式显现的“形态”较静态更具有充沛的内在生命活力，潜伏着向着某个目标不断运动的力量，其具象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作用下有规律的感应着时代的脉搏的跳动。虽不易捕捉，但更具有深刻而真实的意味。因此，隐性的批评“形态”是当下文学理论批评“形态”系统中更需关注的重点，其形态表达在运动中呈现出来的意味更需深度挖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