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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出土文献为《楚辞》词义考释，提供了丰富佐证。如，《离骚》：“恐鹈  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从前的注释，都把鹈 鸣而百草不芳当作实事。其实，这是屈原的心理感受，鹈 鸣也不能使百草不芳。恐、使，相对为文。使，通作思，楚简通用。如，《包山楚简·祝祷》：“举祷行宫一白犬，酉(酒)飤(食)，思(使)攻叙于宫室。”又：“思(使)攻解于水上与溺人。”上博简《讼城是》(容成氏)：“(受)于是乎作为九成之台，视(实)盂炭其下，加圜木于其上，思(使)民道(蹈)之。”思，是忧愁的意思。屈原《九章》第四篇名曰“抽思”。抽，舒引；思，忧愁。篇末“道思作颂”的“道思”，也是说舒引忧愁。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句是说恐鹈 先鸣，因而忧彼百草不芳，是指心理上联想。再次，出土文献为稽考《楚辞》礼制、礼俗提供了新材料。如，《离骚》“降神”以及《九歌》祭神的时间，均在夜晚，李大明已发明其奥，几无疑义。②楚人祭神为何定于夜晚?清华简《楚居》解开了这个秘密。说楚国先人熊绎迁到了“夷屯”的地方，造了个“便室”，里面一无所有，于是偷了鄀人之小牛以祭其祖。害怕主人发现，所以，在夜晚行祭，“氐今曰  ， 必夜”。这个“ ”字，从示、亦声。《新蔡葛陵楚墓》或写作“ ”，从示、夜，夜亦声。 、夜，楚簡通用。《新蔡葛陵楚墓》的“坪夜君”，《包山楚简》作“文坪 君”。 、 放任自流，均不见《说文》，是为许慎所遗漏。若增补于《说文》，则入《示部》，说：“ ，楚人夜祭也。从示，亦声。 ，或作 ，从夜。”楚人祭祀之所以定在夜晚。以先祖熊绎偷鄀人犝牛之故，后世裔孙念其先祖创业之艰辛，“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左传》)。先祖及鬼神祭祀定制于夜，成为其一族一国的礼俗。《九歌》虽为沅湘民间祭歌，经屈原改作、润色后，则存其楚礼、楚俗。《太平御览》引王逸《九歌序》有“于夜”二字，说明此礼俗在东汉犹未被遗忘，其原本《九歌序》也是如此。今本无“于夜”二字，则失其原意。汉代降神也多在夜晚，是因承了楚国的礼俗。再次，出土文献有助于屈原作品真伪的考订。目前，出土文献材料，虽然未见有两汉以前的《楚辞》简帛抄本发现，但是对于考订屈原现存传世作品的真伪还是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依据。如，屈原《九章》中的《涉江》《惜往日》《悲回风》三篇，都有正面同情、歌颂伍子胥的内容。自南宋魏了翁以来。不少学者感到不可思议，认为伍子胥借吴国的兵以报父仇，攻下郢都，掘楚平王墓而鞭其尸，是楚国十恶不赦的叛臣，屈原不可能同情他、讴歌他。于是像刘永济改《涉江》的“伍子”为“伍奢”，而另外二篇考定是伪作，直接从屈原二十五篇中排除出去(见其《屈子通笺》)。但是，在出土的楚简文献里，并不忌讳正面歌颂伍子胥。出土于湖北荆门市的《郭店楚墓竹简》，在当年东宫之师的《穷达以时》教科书里，有“子胥前多功，后翏(戮)死，非其智衰也”的话。在上博简《鬼神之明》一篇中也说：“及伍子胥者，天下之圣人也，鸱夷而死。荣夷公者，天下之乱人也，长年而没。”则对伍子胥大加肯定与赞美。楚国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并不把子胥当作是“叛臣”“贼子”，而是和屈原一样，把他当作“忠臣”“孝子”一类来看待。清华简《楚居》说：“阖庐入郢，焉复徙居乾溪之上，乾溪之上复居媺郢。”其所说“入郢”者，是伍子胥，而归罪于吴王阖庐，是否楚人以子胥为贤者而刻意回讳呢?其实，在屈原那个时代，“忠”和“孝”不是等列的，郭店楚简的《六德篇》说：“内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妇也。疏斩布实丈，为父也。为君亦然。……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虽然说的是丧仪的内外、先后制度，但是可以看出，在父亲与君王之间必须作出选择时，只能先内后外，先父后君，孝行是第一位的，忠则退其次。又说：“父圣子仁，夫智妇信，君义臣忠。圣生仁，智率信，义使忠。”在当时楚国宫廷教科书里，在东宫太子及贵族宗子必修课目中，明明白白地告诉着：子对父孝，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臣对君忠，是相对的，有条件制约的。君有道有义，臣子方可以忠事君。伍子胥在当时报父仇是天经地义的，是合情合理的，仇家即使是楚国的君王也不避。何况《周礼》设有“调人”之职，在律法上已有“复雠”之科。我们不能以秦汉大一统以后的忠孝伦理观来看待，更不能据此将《涉江》等三篇作品排除在屈原之作之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