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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首先通过古今文艺批评词义的考释，对其本质进行学理性界定，从而对“批评”和“评论”做出区分，并进而强调批判性对于文艺批评的重要意义。其次，本文对中国“学院派”批评家的批评观念与方法进行分析与解剖，尤其是对近三十年来“先锋批评”理论和“泛商品化评论”现象进行反思，并提出重构多元化文艺批评格局的理想。最后，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学中“颂歌”与“战歌”式的批评观念的讨论，对当下文艺批评生态乱象的描述，试图建构具有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文艺批评。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批准号：11&ZD112)成果 作者简介：丁帆，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精髓是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批判意识，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发扬光大，但就是这样的人文社会科学常识，在我们今天的批评界却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是时代批评的悲哀，也是几代批评家的悲哀。谁来打捞具有批判精神的文艺批评呢？这或许是批评界面临的最大危机。也正是由于这种危机的存在，我们这一代研究者才负有重新建构文化与文艺批评话语体系的责任。除去种种外在因素，我以为这一状况与所谓“后现代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国内理论界有很大关系。正如卡林内斯库所言： 詹姆逊的思想和著述风格要松散得多，而且可以说它表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正经历的严重理智问题。晚近马克思主义最明显地丧失了的，是它早先所具有的方法论完整性，以及使它能从其他各种社会思想模式中被辨认出来的内在历史主义逻辑。今日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似乎乐于甚至是急于采纳任何碰巧在理论上时髦的方法或“反方法”(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最高深形式)，却不考虑这种兼收并蓄可能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参照系的爆裂，而他们却自称代表了马克思主义。① 因此，“后现代批评”对中国“学院派”批评家的巨大影响，对文化与文艺批评向正常轨道回归是一次严重的干扰。笔者只想针对文化和文艺批评领域中存在的弊端进行论述，并针对批评界缺乏基本常识与规范的许多症状做出评判与纠正，以期引起批评界的注意。同时，笔者也不得不对文艺批评做出一些必要的考释和梳理。如果我们连文艺批评的本质特征都搞不清楚，那么中国当下的文艺批评就将永远陷入“盲人骑瞎马”和“盲人摸象”的泥淖之中，徘徊于濒死的境地。 一、批评词义考释与批评现状 文艺批评在中国古来有之，然而其在今天的理论模式却是从西方引进的。它的内涵与外延在西方历经了几千年的变化与发展，形成了许多思潮和流派，但在中国学界的运用与借鉴中，它的意涵却发生了本质性的漂移和改变。尤其是这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我们像“过电影”那样跨越了从封建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历史过程，但我们的文艺批评始终都没有走出“颂歌”与“战歌”模式的怪圈②。即便是当下充满着铜臭味儿的商业化文艺批评，也正是利用了“颂歌”的批评模式，肆意将交易的利润无限扩大，导致了全社会对文艺批评的不屑。 查阅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英语学习与交际大词典》，笔者发现“批评”和“评论”是在同一个词条下的，试看其中三个词条： critic 批评者，吹毛求疵者(文学、艺术或音乐作品等的批评家、评论家)。 critical ①吹毛求疵的，批评的，评论性的；②善于评论的，从事评论工作的；③附有异文校勘材料的；④危机的、危急的，决定性的、关键的；⑤达到临界状态的。 criticism ①批评、指责、非难，批评意见，指责的话；②(某评论家的)作品评论，评论文章。③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所谓批评是涵盖一切评论的，而评论也包含着批评的职责。而中国的批评与评论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分道扬镳了。 雷蒙·威廉士在考察“criticism”一词的演变过程时谈到： Criticism已经变成一个难解的字，因为虽然其普遍通用的意涵是“挑剔”(fault-finding)，然而它有一个潜在“判断”的意涵，以及一个与文学、艺术有关且非常令人困惑的特别意涵……这个英文字在十七世纪初期形成，是从十六世纪中叶的critic(批评家、批评者)与critical(批评的)衍生而来……Criticism这个字早期普遍通用的意涵就是“挑剔”：“处在批评的焦点(marks of criticism)……众矢之的。”Criticism这个字也被用作对文学的评论，尤其是从十七世纪末期以来，被用来当成“评断”文学或文章。最有趣的是，这个普遍意涵——亦即“挑剔”，或者至少是“负面的评论”——持续沿用，终成主流。④ 或许，我们可以从威廉士的论述中看到其中蕴涵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如果这样的溯源还不足以说明批评的本义，那么我们就只能追溯到它的源头——古罗马文艺批评。“古罗马文艺批评是从公元前2世纪中期后随着文学发展的高涨而兴起的”⑤。它的缘起是围绕着罗马文化是否应该吸收希腊文化的意识形态斗争而展开的：“这时的文艺批评关心的主要是与吸收希腊文学成就和在此基础上发展民族文学相关的一些实际问题，如关于希腊文学作品的利用、文体概念、写作手法和技巧、诗歌文体、文学语言问题等。这时的文艺批评主要散见于诗人、作家的各种类型的著作中，因此我们可以说第一批罗马诗人、作家同时也是第一批文艺批评家。”⑥这里起码给我们三点启示：首先，文艺批评应该争论问题，而不是吹捧式的评论，它区别于鉴赏性质的歌功颂德；其次，它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也就是说，政治领域的问题是可以争论的，就像我国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最后，也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沦落的关键问题之一，这就是西方的许多批评家同时也是作家，因而他们总是能在创作实践中取得优先发言权，获得足够的资格进行批评。检视中国这六十余年来的文艺批评“家”们，又有几个同时是创作者呢？当然，我们不能排斥有独到见地的大理论家参与文艺批评，但绝不能够容忍那种连作品都没有读懂就指手画脚的批评家大行其道。 诚然，我们不能忽略“罗马文法批评”的存在：“古代存在过三个不同的批评术语，这就是语文家(philologos)、批评家(critikos)和文法家(grammatikos)……关于批评家，亚里士多德曾在《论动物的结构》中说：‘我们认为，只有受过全面教育的人才有能力批评各种事物。’后来‘批评家’用来指对文艺作品进行分析的学者。在附于柏拉图名下的一篇佚名作者的对话录《阿克西奥科斯》(公元前4世纪末)中，‘批评家’系指学校里的高级文学教师，与低级文学教师grammatikos(文法家)相对。塞克斯图斯·恩皮里库斯(公元3世纪后期)曾经根据克拉特斯的看法，对批评家和文法家做过如下界定：‘批评家应该精通于各门属于精神起源的科学，而文法家则仅仅需要知道词语解释、音韵理论等。’”⑦笔者之所以引用这段话，与下文分析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现状有关。而这里笔者要强调以下几点：首先，应该清楚西方文艺批评史自古以来就将“批评家”和“文法家”区别开来。“批评家”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精通于各门属于精神起源的科学”，具有广博的人文知识积累。这一点也恰恰是中国当代批评家无法企及的。因此才会出现一些连最起码的文史知识都不知道，却也能够横行于文艺批评界的“怪胎”。反观我们几十年来的所谓“评论”，恐怕也就至多属于“文法家”的层次。其次，“批评家”担当的是审视与评判的职责，只有这样才能在文艺批评中居高临下地指出作品的优劣与高下。他们的批评文章只有在充分发挥批判的功能后，才能达到文学艺术的审美高级阶段，其中暗含的“审判”意识应该成为文艺批评的自觉。而“文法家”担当的职责则是在作品鉴赏层面的“评论”。作为大众阅读的引领者，“文法家”只是作品的解读者而非批判者。这就划清了“批评”与“评论”的界限，两者所承担的对文学艺术阐释的职责与功能不尽相同。而我们的评论家恰恰混淆了这两者的区别，浑浑噩噩地进行当代文艺批评。说到底，我们只有作为“文法家”的评论者，而鲜有真正具有批判自觉的“批评家”。正是缺少了批判的风骨，我们的文艺批评才会让那些三流乃至十流的作品流布于市、妖言惑众。 我们不能忽略的问题是批评家素养的升华，即从一般性的讽刺指谬的“批评家”上升到有自觉批判意识的文艺“批评家”，这需要大量的人文知识储备，还要具有历史哲学的识见和不畏强权的批判勇气。以伟大的批评家琉善为例： 琉善虽然是一个修辞学家，并且在其早年受到第二期诡辩派的影响，但他终于能以批判的态度克服诡辩派的各种弊端，成为当时一位最杰出的讽刺作家。他的讽刺矛头指向正在瓦解的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的各种思想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修辞学和文学等。正像他严厉批评他生活时代的各种哲学流派和宗教迷信一样，他也严厉批评他生活时代的历史著述和文学创作，在这些批评中表现出他的文艺观点……他反对虚假的、美化真实的写作，肯定真实的、非虚伪的文学，号召作家(包括历史学家和其他方面的作家)深入地观察生活。他认为：“作家最好写他亲自见到的、观察过的东西。”他认为作家的思想应该有如镜子，真实地反映出所接受的东西，不歪曲、不美化、不改变原貌……他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首先要能够独立思考，不趋炎附势，对任何人都无所畏惧，这样才能胜任历史著述的首要任务——如实地叙述事件……史家作史应该能千古流传，而不要追求同时代人的一时激赏；不应用一些传说取悦于人们，而应给后代留下对事件的真实叙述。他认为这就是历史学家应遵循的原则。与这种原则相适应，历史的叙述风格应该平易流畅，文笔简洁，不雕饰，不浮夸。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琉善生活的年代，文体的分类还不很严格，他所说的“历史”包括一切叙述和议论的文体。也许很多文艺理论家会认为这种古老文艺学见解已经过时了，但正是这个朴实的文艺学理论在检验几千年来的世界文学史，尤其是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当我们一直相信文艺创作应比生活更高、更集中、更伟大时，我们却背离了生活的本质，离真实的生活更加遥远了。笔者一直以为作家只能对历史进行真实的摹写，绝对没有篡改和美化历史的权力。像《大秦帝国》这样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作品，非但在文法技巧和艺术造诣层面上乏善可陈，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肆意的践踏和亵渎，却得到了许多“评论家”的高度评价。这不仅表明那些评论家的修养和审美水平出了问题，更可悲的恐怕是他们并不知道批评的最高阶段是既有艺术感悟的灵性，又兼备历史批判的责任，而绝不是政治投机。反观当代文艺批评的历史，我们的批评家哪一次不是踏着雕饰和浮夸的节奏在前行呢？那种能独立思考的批评少之又少，即便有，也往往马上就被投机的文艺批评家剿杀殆尽了。文艺批评一旦失去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批评的本质就被阉割了。所谓不歪曲历史，往往不止于作家对历史的刻画，更在于批评家的理性分析和深度的哲学批判阐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