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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格在完整文本意义中的结构性作用 弗洛伊德认为文学相当于白日梦，是转移和装饰过的，变得合理、能被普遍接受的欲望，实际是作者受到压制的性欲望的释放。在这种学说的文学研究应用中我们看到了关于“压抑”的一鳞半爪，可惜的是，弗洛伊德关注的仅仅是性欲望受到的压制，而且弗氏学说中被压制的性欲望仍然是一个历史性的要素，被认为主要产生于作者的儿童时期。其次，弗洛伊德所看到的“压抑”主要是文学也就是白日梦产生之前的时期，除此之外，弗氏学说理解文本的根本仍拘泥于文学的言语结构内，即文学表现的意义范畴，或曰白日梦的意象所关联的意义对象，也就是象征性。这仍然是意义内的范畴，没有深入到文学表现中的非理性要素，即风格。内容是一种意义结构，而风格是一种反意义的感性结构。作者在对创作风格的处理和屈服中的挣扎是粗糙的，是完整的人格，他的敏感是全部的人格缺陷所导致的，不止是性心理的压抑和补偿。作者受到压抑和损伤的性欲望也许是文学理性内容的补充，而文学非理性风格本身就是对于文学理性内容的补充。文学审美的多层次不但在于文学意义结构的隐匿，更在于无意义、非理性结构的隐匿。这是作者的隐匿本能导致的，并不一定是性意识。 笔者把作者的独有人格所迫使作者隐匿的心理称之为创作中的人格缺陷，文学表现对于作者人格的暴露，并因此给作者带来的紧张和不安，笔者称之为作者的隐疾。他们均是文学中的疾病。 这里所谓文学中的“疾病”并不是贬义的比喻，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在文学的蕴藉话语中隐藏的“疾病”，正是这样的“疾病”，文学令人心悸的独特美感才有它的活水源头，甚至可以说，同样作为表意的言语结构，文学与公文、论文等应用文体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创作者是否有一个急需表现又惧于表现的隐秘的“意义”，而不只是简单纯粹地用语言表达意思。在这种隐秘的愿望和矛盾的情绪驱使下，创作者以他个体的经历与习惯去小心地组织着语言，若即若离地带领着读者游离在他的核心“意义”的周围，他在面对自己全部人格时的急切和焦虑、表达和隐匿，在书写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缓释和重新的紧张，这就造成了文学话语独有的蕴藉性、独有的多义性和模糊性。言语作为一种表意结构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根本，但奠定文学的感性审美意蕴的恰恰是发生在创作发生的一瞬之中的，发生在对于压制和隐匿的创作中，它是非理性的。文学的风格与独特品味也正是发生在作者隐匿的恐惧中，而这隐匿却最终在原本以隐匿为目的的挣扎中得到曲折的表现，这就是风格。读者在被“意义”带领着远离作者的秘密，但语言风格本身却产生一种指向作者真正秘密的暗示，或强烈或缥缈，读者多数站在意义的藩篱之中，模糊地望向那言语蕴藉中层层包裹着的火焰，它使得作者恐惧，却让读者兴奋。这也是在隐晦与蕴藉的审美中得到的本体。在主要的各种艺术形态中，文学艺术由于语言作为表意结构的局限性，在多层次、多维度、非理性的感性表现中，是有先天的不足的。音乐作为非表意的时间型艺术，天生就是与人类的心理和生理的律动相契合的，也是最适宜艺术家“隐匿”意义和人格的形式；而在造型艺术中，无论是现代派和后现代的各种绘画流派，还是雕塑、建筑都能够以各自技法的实验努力达到这一点，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不从这些艺术的“象”中得到明确的逻辑信息，因此这些以象征性为根本的艺术中，对于风格的审美往往就是对于该艺术的审美。而在以言语结构为基础的文学中，不具备隐匿的先天条件，这导致以叙事为主的文学形式，例如小说，它的晦涩，通常也是不易被发现的，人们习惯于从语言中得到明确的逻辑信息，作者也习惯于用逻辑明确的信息来展现自我的人格，这使得作者的意图、作者的情绪、作者的表达与隐匿，需要格外小心地在“刀尖上跳舞”，才能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这个平衡的过程，就是作者组织有逻辑的语言，来达成他非逻辑的欲望，他的行文、他的独特风格所暗示的东西，不断在挑逗着读者的心跳、呼吸、判断和情感，使他们陷入到对于“非理性”的审美中，在无限接近“核心意义”的阅读中茫然若失，豁然开朗，得到悲悯和安慰。在这个过程的尽头，便是意义阅读的崩塌，而走向了对于人类“非理性”的阅读。一直以来，都是作者无意中隐匿的人格不断丰富着文学艺术的美感体验与层次，语言作为表意的局限性在另一方面反而构成了对于它自身缺陷的补充。[5] 风格是写作和接受的两面，它连接着作者与读者，是他们在各自隐秘心灵中暗无声息的交流。它是读者与作者同床异梦，又心有灵犀的理解和误解，是这里全部的过程，是他们所运用的暗语，是文字的表情。语言的运用、意象的选取、人物和情感的变化不断重塑着读者对于作者心灵乃至自身的认知，这是文学美的源泉。在象征性越强的文体中，风格在全部审美体验中的地位也会更明显，在某些诗歌中，风格能够像在其他象征型艺术中那样，近乎审美对象的全部。而在叙述性和表意性强的体裁中，风格则是事实叙述之外的另一种声音。语言在它的理性层面叙述着彼岸的“事实”，而只有深入到风格的阅读中，文学才是立体的。风格作为第二种声音，有着感性的色彩，与人类的心理和生理的反应相契合，它是彼岸发生的“事实”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下的叙述，指向的是“事实”下的真正含义；在含义明确的事实之外，风格所代表的是另一种感性的审美事实，这是人类原始的恐惧、冲动、欲望，对于自我的承认与否认，对于外部世界的向往与抗拒。在这一点上，文学是与其他的艺术形式相通的。在这些极其复杂而微妙的原动力驱使下，文学语言表现出极大的张力和撕裂的痛感，在艺术的规则中，展现出令人难以释怀的美感。[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