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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秉持“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 在中国文论百余年的现代化、知识化进程中，我们多少年来奉行的是以现代学科界限划分疆域的“小文论”格局和“窄而深”的问题取向的研究理念。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学界对西方近代线性发展观的深入反思，此种文论格局和研究理念愈加显现出缺乏大理论视野以及无法对历史文化作出全面整体把握的弊端。“国学”视野与“大文论”眼光的提出，针对的正是线性发展观和西方中心主义范式影响下形成的“小文论”传统，亦即在西方“纯文学”、“纯审美”观念影响和导引下，将传统文论中具有文学理论批评意涵的观念性话语从整体文本中析出，遮蔽这些话语“纯审美”之外的其他指向功能，并且改换语境，将其置于“文学”或“文艺”这样一个预设的论域之中进行过滤、提纯式的阐释，将之加工为似乎是“原生态”的纯文学理论批评话语。另外一个原因是，以往我们对于传统文学思想的研究，往往习惯于以作家和作品分门别类地设篇定章，这种方法虽具一定的普适性，但却易于忽略思想体系发展之内在逻辑和历史的连续性。有鉴于此，应重视内在的文学观念史和外在的思想文化史并重的研究方法，将文论史放在历史时代的变局之中，考察各个时代文学思想的不同衍生形态以及与诠释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思想氛围和关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一种务实求真的态度，重建“国学视野”下的文化通观意识，充分尊重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文史哲合一的学术大传统，在还原的基础上阐释和建构中国传统的“大文论”话语体系。即使在个案研究中，史述性质的历时性梳理与文论范畴间的关联性研究也是不可分、不能分的：在研究范式上，个案研究也应该采取宏大叙事与微观范畴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注重知识学角度的梳理，包括思想谱系、知识谱系以及阶段特征的论述，以便深入探讨传统思想文化对于传统文论生成、发展的整体性影响，从而对文学思想发展历程中的转型、变迁等重大过程进行有效的解释；另一方面，应以问题为线索，从观念史进程的层面对单个文论范畴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释，尤其是对文论元范畴和原初批评意识进行梳理和阐释，旨在通过源流分析和衍生范畴、概念的研究，达到以更微观的单位诠释思想文化本源之可能性。这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采用的“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和“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文心雕龙·序志》)的态度和方法，应奉为方法楷模。只有这样，我们方可对中国传统的以“天—地—人”、“道—圣—经”为轴心，层层展开、交织在一起，与传统的伦理、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同生共长，因而具有超乎寻常的开放性和生命力的传统“大文论”体系达到较为深切的认识。也正因如此，“国学”视野以及“大文论”眼光之投射，便能够更为贴切地发现和体会传统文论固有的话语品格、意义世界及其所蕴含的具体的民族文化精神特质。因此，“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不失为重建中国文论体系自我叙事能力的一种可能的思想理路，体现着一种建设性的理论姿态。 就体认传统文论之知识生成而言，“国学”视野与“大文论”眼光强调的是“返本”与“开新”相结合。所谓“返本”，就是在探寻和深度体认传统文论的整体意义时，将研究对象置于由先秦思想文化所开启的文、史、哲合一的生成语境中去，回到传统的文化原点上来，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论自身关注的问题，进而破除西方文论具有普世性与元理论特质的认识遮蔽和价值规制。对整体性意义世界的把握，是先秦以来思想文化的固有传统，通过对《周易》所提供的意义世界的体认，我们可以发现易学“三才”(天、地、人)之道对于传统人文思想学说的深刻影响，而《周易》所强调的天、地、人的合一，既是天道、地道、人道的合一，也是天文、地文、人文的合一，这一点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包括传统文论在内的整个传统宇宙伦理话语系统的理论基点。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论当代性意义的确认，是一个思想和话语生成的过程，而非对传统文论中某种现成东西的剥离。因此，“开新”成为必然之路。所谓“开新”，决非凭空臆想，而是基于本土文论之深厚资源，开放吸纳西方哲学的解析之法，秉持马克思主义之基本精神，运用科学方法，面向社会时代之进步的思想和话语建构。简言之，在融会贯通中国传统文论、西方现代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三个向度的基础上，通过“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及用思导向一种开放的、综合基础上的文化创新的思想追求境地，其既不同于“以西释中”、“援西入中”，也不同于“荣今虐古”、“荣古虐今”。“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有助于我们发现传统文论的意义世界和知识话语的“成像”过程，具体而言，即有助于我们体认、整合传统文论如何在“道”这一逻辑原点和核心观念的统领下，所形成的“天、地、人”这一系统框架，以及如何循着“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通过诸多层次、论域、话语建构点而依次展开的种种具体情状。 在研究方法上，“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坚持事实认定与价值判断并重，强调“顺着说”而非“倒着说”，力图重返学术史、文学史以及价值论的整体语境。对于所谓的“价值中立”，我们用以考察的视野和立场不可能是纯然“中立”的，而只能是“中国式”的，当然其中实际上也必然暗含着一种比较的视野和眼光，这就意味着： (一)“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实际上体现着一种特定的文化视野和价值立场，其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存在着巨大差异，因而这一探究过程本身就包含着两种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理解方式的对话与比照。 (二)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描述和揭示事实真相，更主要的是通过文论传统的比照和对话，探寻建立一种新的中国式现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可能性。这样的价值立场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无批判地认同西方的文论价值观念体系，也不会无条件地接受西方文论在文化建设和价值实践上的天然合法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国文学思想自身的资料和本然的历史脉络“顺着说”传统文论史，而非从现代西方思想的预设价值立场“倒着说”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意义。因此，“国学”视野与“大文论”眼光不是画地为牢，其隐含的比较对话性质决定了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并非排除中西文论之间的平等比较和对话。而且这种比较与对话，可以使我们立足传统、回应当下、面向未来，寻求一种古与今、中与西、心与物、主与客、史与论、科学与人文、理论与现实、文学和文化之间的“间性存在”，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单向度存在”。作为交流与视界融合的结果，“国学”视野与“大文论”眼光所代表的理解与对话，不是如考古发掘般地去发现一些已经躺在传统文论典籍中的现成的东西，而是一个不断阐释且新的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 中国文论的现代知识生产，相当大程度上是在对传统文化与思想资源的诋毁性批判立场上进行的，与传统断裂的中国现代文论缺乏内在的资源传承与积累。因此，未来中国文论的建设，更需要的是培养思想资源的自我内生能力。如果说上世纪的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论的着眼点，在于力证中国文论思想与知识的发展符合人类历史文化的普遍规律，那么当今的研究则应该更多地着眼于探寻中国传统文论自身发展的内生性特质，研究这些特质如何丰富了人类文学思想的多样性。有鉴于此，“国学”视域与“大文论”眼光所提供的思想与知识工具，就可以使我们以一种新的学术高度、深度、广度，在中国传统文论这块文化沃土上重新精耕细作，以一种建立在充分文化自觉、自信基础上的美学自觉、自信，走出曾经束缚几代学者的学术创新困惑，重建传统文论的原始气象与生命活力，开创中国文论的创新之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