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发展“接地”的文艺批评 文艺批评的“接地”问题，还是要回到审美批评上来。有一次，我在一份杂志上读到一篇短文——《审美在文学研究中的消逝》。(28)作者尤金·古德哈特(Eugene Goodheart)叙述了自己的一段个人经历。他曾作为所在系的应聘教师面试会成员，参与对职位申请人的面试。在众多申请人中，有一位申请人专门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此人口才很好，从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等许多当代理论的角度，对一首诗作了分析。由于这是她博士论文涉及的题目，她对相关内容很熟悉，对新理论也运用自如。等她谈完，同是面试会成员的一位同事突然向这位申请人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是，这是一首好诗吗？”听到这个问题，古德哈特也感到非常吃惊和突兀，因为他也已经许多年没有听到这类问题了。果然，听到如此发问，那位申请人张口结舌，胡乱地应付了几句诗具有“力量”一类词不达意的话。古德哈特接着发挥道，像这样对待申请人，也许不太公平。同样的问题会把许多人都难住。原因在于，在美国的许多大学里，教师已不再教学生回答这类问题了。研究者要做的，只是用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心理分析，或者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和分析。这早已成为文学研究的行业习惯和标准。 实际上，在艺术领域中，也早就有人提出了美与艺术的分离。阿瑟·丹托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艺术是不美的，美的生产也不以艺术为目的”。(29)丹托以杜尚的《泉》为例，嘲笑乔治·迪基试图从光泽与造型的角度对它进行解释，认为《泉》之所以成为艺术，与感性特征无关。这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艺术固然不能只是提供美，不只是过去所理解的生活美的集中体现，正如20世纪的先锋派艺术超越了狭义的美，甚至在超越一切感性特征方面作了尝试，但是，艺术仍将与广义的、提供感性的刺激与满足的审美活动联系在一起。 同样，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是不是一件好的作品？这个问题可以问吗？除了谈论社会的、历史的、女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意义之外，还能不能谈论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一首好的诗，或好的小说、好散文、好文章，以至好音乐、好绘画、好戏剧、好电影？ 分析美学家们试图区分对艺术的评价性定义与规范性定义。其思路是，一件艺术品可以是坏的，但仍是艺术品。他们认为，是不是一件艺术品，是一个问题，是不是一件好的艺术品，则是另一个问题。他们所要研究的，是如何为艺术下定义，即从规范性的角度，考察某物品何以是艺术品。到了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之初，这种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当我们说一件物品是艺术品时，实际上既是评价性的，也是规范性的。一件手工制品做得很好，我们说，它是艺术品；一张照片拍得很好，我们也会说，拍得真有艺术性；一位外科医生手术做得漂亮，也会有人说，简直是艺术。同样，一些不好的画，我们也说，“虽曰艺而非艺”；一首写得糟糕的诗，我们会说，这不是诗。 由此，回到“是不是好的作品”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诉诸千千万万的文学的读者、艺术的接受者，这个问题就有了答案。文艺批评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它们不能离开审美的批评。文艺批评的任务，需要阐释作品的历史文化内涵，需要解读出它可能具有的各种社会、心理，以至人性的意义，但是，仍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什么是好的作品？过去几十年的文学理论，是深化也罢，是误导也罢，总是要回来，回到审美上来，回到美学标准上来。 由此更进一步，我们要问，什么是好的批评文章。我们要有学院，但学院化有利也有弊。这些年，许多人感到，再也没有好的批评文章了。原因在于，我们的眼光出现问题。好的批评文章的标准有两条：第一，观点周延，论证严密，引论资料丰富；第二，观点有冲击力，切合当下的要求，及时回答时代和生活实践提出的问题，使人读起来“解渴”。最好的文章，是要做到这两点，既观点鲜明有效，又有完整的论证。许多好文章也的确如此。但是，一个杂志不可能只登最好的文章。文章可分几等：一等文章观点好，论证好；二等文章或者观点好，或者论证好；三等文章观点不好，论证也不好。办杂志，一等文章可遇不可求，三等文章要排除，于是，登二等文章是不可避免的。这时，取观点还是取论证？也就是说，如果这两者中，有一方面略有欠缺，那我们的价值取向在哪里？ 由此，我想起谢赫的《古画品录》。谢赫在品评古画时，首要推重的，是绘画“六法”该备的画家。他认为，陆探微是这样的画家，“究理尽性，事绝言象”。在陆探微之下，没有能完全达到“六法”该备的画家。这里的主要矛盾，是取“气韵”还是取“形似”。被谢赫列入第一品的其他几位画家，如卫协、张墨、荀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气韵”胜于“形似”。例如，谢赫评卫协道：“六法之中，迨为兼善，虽不说备形妙，颇得壮气，陵跨群雄，旷代绝笔。”即好画要有包括“气韵”和“形似”在内的“六法”兼善，但在这“六法”之中，“气韵”最重要，有了这一点，即使其他方面略弱一些，也能入“第一品”。 过去几十年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文章，也许可以大致这样分：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文艺思想的大转型。旧有的观点被突破，新的思想形成。在那个改革开放的火热年代，文艺界享受着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勃勃生机。这时，出现了许多有冲击力的文艺批评文章。到了90年代，学术界检讨80年代的空疏，大兴引文注释之风，文学理论和批评走向学院化，这对纠正时弊的确有一些作用，有其合理性。但是，在一些学者那里，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讲思想，不讲社会功效，躲进学术的象牙塔，做纯而又纯的“学问”。这恰恰是学院批评之弊。学院常常有学院的标准，但学院的标准，归根结底，还是要服从于更高更内在的社会标准。 当代的学术导向应该是什么？这也许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我们所渴求的，当然是思想观点和资料论证兼善的文章，并将这作为好文章的典范。但是，如果不能兼善，必取其一时，还是要取思想观点好的文章，取对时代、社会、生活具有冲击力的文章。 最后，将本文的主要思路再重复一遍：学院批评在历史上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但在当下，学院化却以学术的名义，走在一个脱离文学艺术实际的路上。我们要坚持学院批评，这种批评具有与市场、与媒体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的天然优势，但同时，我们要改进学院批评，因为这种批评容易滑进纯理论的象牙塔。在与文艺工作者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30)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研究。我们固然需要有推介性和扶植性的批评，至于经由媒体运作的酷评，也有趣，有时还有益；我们也需要对作品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内涵作解读的阐释性批评。但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发展的，还是诊断性的批评。这是一种切断种种利益链，直面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讲真话、说实话的批评。学院中的文学研究者们有优势，应该也有责任在这方面做出成绩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