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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院批评的困惑、出路的寻找与家园意识 研究机构和研究性大学是文艺研究人才的重要集中地。在这里，有着大量专门从事文学理论、文学史、各国语言和文学研究的学者，也有着大量艺术研究的专门人才。学院的设置使文学研究和批评保持了与媒体和市场的距离。如果说媒体与市场会带来种种弊端，那么，学院所具有的这种距离应该成为克服这种种弊端的积极力量。学院的研究，从文学理论与文学史做起，重视经典研究，重视理论的深度探讨，也重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没有过于直接的功利性，不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不希望有轰动效应。学院努力建立自身的评价体系，并依照学术评价体系，而不是媒体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和市场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来评价这种研究的成果。由于这些原因，学院从来都是一支重要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力量。 然而，学院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又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种问题，有些是历史形成的，有些则有着直接的现实原因。 如果我们能够设想一个较为长远的时间距离，回望过去60多年的文学理论，就可以发现，当代文艺批评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有其历史的渊源。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文学理论中先后出现的是“文革”前的苏联体系的固化与“文革”时的偏离。1954年，北京大学举办“文艺理论进修班”，由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授课。这个班和当时流行的两本教材，即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和由毕达可夫讲稿整理出版的《文艺学引论》，对当时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模式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以及关于一些文艺作品的讨论和批判，例如，围绕《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的论争，特别是“文革”前出现的对“黑八论”的错误批判，促使文艺思想走向了封闭，进而与“文革”时代的文艺理论的出现，具有深刻的联系。(23)正如后来所总结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24)这些错误反映到文艺上就表现为，在不断的批判过程中，使文艺思想日渐僵化。 自1978年开始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解放，伴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而来，又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解放，最初表现为回到“文革”前被批判的“现实主义深化”的道路上。1979年，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文学艺术的创作有了新的生机，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 然而，文艺理论，特别是文艺批评框架的突破仍是很艰难的。1985年的“方法论”热是一个转折。从1984年起，文艺理论和批评界开始出现用“系统论”等方法从事文艺批评的尝试。其中最著名的文章，是厦门大学林兴宅的《论阿Q性格系统》。此后，人们不仅用系统论，还尝试用控制论、信息论，以及耗散结构、协同论和突变理论等自然科学理论来研究文艺作品。在这一巨大的潮流下，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翻译资料及工具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四卷研究汇编，(25)以及鲍昌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26)另外，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陆梅林等人还专门编译了一套二卷本《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介绍外国的“方法论”研究。(27) 我们今天谈论当代文学理论的历史时，常常会感到困惑，一些与文学艺术毫无关系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观念，为什么会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被中国文艺界广泛接受和运用，并移植到文学艺术的批评上来？如果离开当时的中国语境，这是很难理解的。当年，全国科学大会赋予“科学”一词以推动变革的巨大力量，文艺理论界试图乘科学的东风，努力对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既有体系有所突破。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觉得那仅仅是脑力和纸张的浪费，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许多学者的论文，今天重新来看，理论意义已经不大，但是，它们的历史价值，仍是不可抹煞的。 实际上，历史常常就是这么过来的。当时的热潮代表着一种巨大的理论需求和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矛盾。旧有的文艺理论模式无法满足正在出现的新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的需要，于是文艺理论和批评家们就寻找出路，在“科学的春天”的鼓舞下，要将文学艺术的研究“科学化”。这种科学化的追求，成为冲破既有文论体系的一个契机，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过渡，为国外新的批评方法的引进和运用铺平了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外国文学理论乃至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引进大潮就此开始了。这种引进，对丰富中国文艺理论的视野、对批评方法的变化和更新，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此，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三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以引进介绍代替对中国文艺实际的研究。在一个与世界接轨、努力赶上世界潮流的心态引导下，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文化界一直处在一种落后的焦虑之中，要引进最新的西方理论，不断地学习、运用。由此，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心理分析批评、新批评，以及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等，都被引进了中国。学界不断宣布已有的引进已经“过时”，认定最新的就是最好的，将中国文论界变成了各种西方理论的试验场。各种西方理论轮番引领中国文论界，使中国的文论研究家们失去思考能力，一味跟着走，也使中国的批评家们只能生搬硬套一些西方名词，并以此为标签，贴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上。 第二种倾向，是号召跨界和扩容。一些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走出文学的边界，去研究社会、文化、民族、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问题。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是，文学研究者要跨界，文学研究要扩容。这种跨界扩容的观点，一时间竟然赢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跨界扩容的第一个理由，是过去的文学理论规定太死，内容僵化，不能适应新的文学发展的状况。这样的文学理论读起来无味，用起来与实践脱节。随着生活的变化、文学的发展、新媒体的出现，文学研究的内容应该得到极大的丰富。 跨界扩容的第二个理由，是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向文化研究的过渡。研究者认为，在国外有此趋向，在中国也应该如此。既然文学是人学，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该研究。于是，诸如青年亚文化研究、同性恋研究、特殊人群研究、城乡结合部现象研究，等等，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跨界扩容的第三个理由，是认为文学研究者应该关注其他学科的内容，如哲学、宗教学、历史学、经济学、民族学，等等。这些领域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涉及这些学科的知识，就无法将文学研究深入下去，无法提高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 这些跨界和扩容都有自身的道理，文学研究者需要扩大自己的视野。但是，在跨界扩容的口号下，出现的是文学研究者的大逃亡或是对其他学科的大征服现象。跨界扩容现象演变为“文学帝国主义”，其特点是，文学研究者研究一切，就是不研究文学自身。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文学是家园。一个不能自由进出的常住地，不是“家”而是“牢”。过去文学研究者只能谈文学，那不是把文学当作“家”，而是在“画地为牢”。研究文学，要吸取各方面的知识。但是，出去以后，还要回来。不回来，就无“家”可归。如果文学研究者逃离文学，或者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强制性地解读文学，就背离了文学本身。 不要“画地为牢”，但也不要无“家”可归。有一种口号，是要研究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一口号是荒唐的，包含着种种误读。曾经有许多人，最初从事的是文学研究，后来进入思想史、文化学、民族学，甚至考古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这都可以，没有什么不好。但那是改行，如果改行成功，那也很好。但是，不要宣布文学研究这一行不存在，宣布文学研究者应该研究非文学的某一行才是学问。对文学研究者来说，离开了文学，就无家可归了：或者流浪，或者搬家!我们祝贺搬家者，同情流浪者，但是，文学仍是我们的家园，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 曾经有一些学派，从别的学科出发，来到文学，又走向其他学科，实现着学科间的转移和跨越。例如结构主义，本来是一个借用语言学的思想形成的文学研究方法，后被用来研究民间故事，取得很大成功，再后来，被用来研究人类学，也有很大成就。再如女性主义，本来是一个社会运动，借用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获得了学理性，反过来又对这个社会运动形成推动力。其他诸如新历史主义，来自历史研究，借用文学的虚构性特点，反过来对历史研究提供新思路。文学研究当然并不孤立，不断与其他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相互影响，但这不能成为不坚持文学研究的理由。还是这句话，可以搬家，可以流浪，那是研究者个人的选择，我们选择的是坚守，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人坚守文学的家园。 理论的发展，还带来第三种倾向，这就是一种“接地”的、联系文学实践的理论。这正是我们所倡导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