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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艺批评走向现代 在传统社会里，只有一种文艺批评，这就是文人的批评。文人是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有人从事更具思想性的研究，因此就被后人称为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有人也写一些诗文，就被后人称为文学家；也有些人主要写史，被后人称为史学家；更多的人主要写作与政治运作有关的文字。在古代，他们都不是什么专门家。以一些学科为职业，进行专门研究，是现代研究机构和研究性大学设置的产物。如果考察欧洲近代社会的发展，就可以看到，17世纪出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的分类，18世纪是学科大爆炸时期，出现了经济学、政治学、美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研究，而到了19世纪，则出现了人类学、社会学、实验心理学等学科。所有这些都与学院的发展有关。 现代文艺批评的基础也是这样奠定的。在18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了现代的文学观念，文学也成了大学的一个专门学科。人们开始意识到，要研究一个专属于文学的传统，从而开始了专门的文学史的写作，以及系统的学院式文学理论的探讨。从此，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就在这一背景下进行。与此背景相伴随的，是现代出版业，它使文学史和文学理论著作的出版和发行成为可能，也极大地刺激了这方面的研究与写作。 18世纪由夏尔·巴图提出的现代艺术体系和现代艺术观念，经由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传播，得到了广泛的接受。这时，文学正式成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开始被看作“语言的艺术作品”，这对人们从艺术的角度看待文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2) 与现代文艺批评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的，还有现代媒体。定期发行的各种报刊开始刊登文艺批评副刊，由此催生了新型的文艺批评形式。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相辅相成，又相互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写作样式，并遵循着不同的行业规范。 然而，在当代，学院与非学院的批评基本上处于隔离的状态。一方面，尽管学院中人也参与非学院的批评，但这种参与并不受到学院评价体系的鼓励，只是这些参与者的个人行为；另一方面，非学院的批评吸引了社会的主要注意力，形成与此前的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批评形式。这种隔离使不同的批评形式产生各自的问题。 目前最具社会关注度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推介性批评。新书新作出现后，由出版部门组织相关“发布会”或“研讨会”，请来一些有名的批评家，写一些文章，找一些媒体发表。这种做法可以借助名人效应，增加作品的知名度，向社会推介作品，当然很重要。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也越来越需要这样的批评。在一个文学生产量极大的时代，绝大多数作品由于无法引起重视而被淹没了。请人关注，哪怕骂一骂，引起注意就好。过去是“酒好不怕巷子深”，只要有作品在，不愁没人读。今天，不引起关注，就等于不存在。有了作品必须推介，不推介，就没有人知道。一部作品，如果到不了读者手中，写得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这种批评是出版发行的一部分。学院中人也会参与到这类批评之中，但这不是学院行为。批评家们是在帮助出版部门工作，在做着推销员的工作。在一个公司的内部，质量检查员与推销员是两个不同的工种，分属不同的部门。同样，一位批评家就像工厂的工作人员一样，当他被分配到一个部门工作时，他的工作岗位决定了他必须做的事，这是由分工的性质决定的。当批评家被放在不是相当于质检的工作，而是相当于推销工作的岗位上，那么，他们所要做的，就不是分析和鉴别作品的优劣，而是挑出一些可以肯定和赞扬的部分、角度、方面，加以突出，以期引起关注。 我们呼唤大批评家的出现，这种呼吁如果没有体制性的保证，就没有什么意义。这与批评家的教养、趣味和水平，甚至与他们的视野无关。他们被放在什么岗位上，就做什么事。 第二种是扶植性批评。扶植性批评是一种文学培育机构的组织行为。一些作家艺术家的组织、文学艺术的培训和教育机构及其他一些文化事业单位，都在做这样的工作，以各种名义，对青年作家艺术家，或者少数民族、妇女，以及残障人作家艺术家等进行扶植，为他们开会，鼓励他们，使他们获得更大的影响。这种批评方式所追求的做法是：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多说作品的缺点，说得越深刻越具体，就越好；但在一个较大的范围里，则努力找到作品可以肯定的方面，多赞扬鼓励，以增强作家的自信，同时也推动公众对这些作家的接受。 这种工作当然极其重要，但主要是文学艺术家的组织机构所从事的活动。它代表政府的关怀，前辈和同行的关爱。如果说前一种批评主要是推销，那么，这一种批评更类似于管理和培训机构所做的事。或者仍使用上述比喻，如果推介性批评，相当于一个公司的推销科，那么，这种扶植性批评，就相当于一个公司的教育培训科。但是，批评应该是质检科所做的事，不过质检科在哪里呢？ 第三种是近年来流行的酷评。文学需要尖锐的批评，但尖锐的批评有两种：一种面对作者和读者，是对话性的批评；另一种面对市场，是哗众取宠式的批评。办一份报纸或杂志，要想卖得好，取得轰动效应，最好的办法是吵架。人在街上走，对周围的事物不会特别关注，但如果出了什么事，就会关注了。如果有人打起架来，那肯定会遭到围观。搞媒体的人最喜欢人吵架了。通过激烈的观点和极端的言论引发围观，是媒体人取得成功的秘诀，百试不爽。这种现象使我想起一些地方的打架现象。有一次，我与某地区的前民意代表交谈，问他那些社会高端人士为什么打架，而且还打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看。他的回答是，电视摄像头一离开，就不打了。打是为了赢得民意，其实是演出。酷评也是如此。在新媒体时代，为了吸引眼球，人们可以做出某些特别的姿态来。为了电视有人看、报纸杂志卖得好，那么，去吵架吧，打起来最好，不必是真打，但要打得像是真的，关键是要引发围观。争吵有好处，可以激发参加者的情绪，迫使他们深入地思考。争吵也有不好之处，参加者会被裹挟在情绪之中，偏执而失去理性，从而成为被围观的对象。 实际上，这三种文艺批评的参与者，许多都来自研究机构或研究性大学。但是，当他们参与这三种批评时，是非学院的逻辑在发挥作用，他们也只能跟着这些逻辑走。学院中人不是必定依照学院逻辑，相反，人受所参与活动本身的逻辑支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