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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基于西方哲学认识论而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总是对表面的事物能否代表真实的知识表示怀疑，对作家分析认识客观对象的能力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要求的话，基于“史传传统”形成的中国叙事理论，则“对所叙之事总是信心十足，很少表露出迟疑。”(18) 实际上，中国的史学理论尽管十分发达，但既不去追问真实的历史事件是否与事物发展的必然性相一致这一西方本质论哲学设定的问题，也很少谈论史家所获得的认识是否与事实真相相一致。中国的史学理论认为，保证历史叙事真实性的前提，是历史学家真诚的表达，真诚表达的勇气则来自于史学家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与道义上的担当。刘勰认为“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并把史家的责任具体表述为“居今识古”、“彰善瘅恶”、“表征盛衰”(19)。显然，这是一种分量很重的历史责任，其重要性与神圣性也丝毫不逊于西方理论家为文学叙事设定的揭示历史必然规律的使命。 在中国的史学理论看来，一个承担历史叙事使命的人，要把自己掌握的真相原原本本地表达出来并非易事，因为许多时候，他们会出于各种需要，如“为尊者讳”、对权贵阿谀逢迎以换取个人利益等，而掩盖篡改事实真相。而那些坚持表达事实真相的人，则常常会因为触动权贵者的利益而承受巨大压力，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己就在《史通·直笔》中叙述了许多良史的不幸遭遇：“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叙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20)在《曲笔》篇里，刘知己列出了种种引起史著失实的情况，除“为尊者讳”之外，还包括史家“曲笔阿时”，“谀言媚主”、“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的情况，以及权贵们“假手史臣，以复私门之耻”等情况，认为“史之不直，代有其书”。(21)从刘知己在《史通》一书中谈到的引起史著“失实”的情况看，要么是史官出于种种个人利益考虑采取的主动的行为，要么是史官迫于压力被动采取的行为。至于史官由于认识能力的不足而出现的认识性错误，很少被拿出来讨论。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史学理论认为历史客观性的关键在于史家的实录，实录的关键在于史家是否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表达的勇气与伟大的人格力量。 中国的史学理论将历史叙事的真伪问题转换成史家“直书”与“曲笔”问题，实际上是用具有十足中国特色的叙事伦理问题代替了认识论问题，因为“直”与“曲”的实质，是史家的表达是否真诚，而不是对史实的把握是否正确。这一来自中国史学的伦理学视角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正是在这一视角影响下，作家的许多主观因素，如发愤著书的冲动、爱国报君的情结、忧世伤时的情怀、怀才不遇的愤懑、甚至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叙事动机，不仅不被认为是有可能干扰叙事客观性的因素，而且还被视为作家秉笔直书，抵达历史深处，发现历史真相的前提条件。在这一充满伦理学与心理学色彩的理论视野里，文学家对历史真相的认识与把握是不成问题的，只要他真诚地表达，他的表达就是真实的。主观之真诚与客观之真实不仅密切相关，甚至合二为一。而在西方文学理论里，主观与客观、再现与表现是严格区分的一些概念。与中国文学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有时候也谈论作家的勇气，但它指的却是一个作家在面对客观对象时，克服自己的主观偏见，超越自己的思想局限的勇气，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排除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干扰。从这一点，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史传文学传统”与西方文学的写实传统之间在理论旨趣上存在的明显差异。 在谈到“史传传统”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时，学者们往往肯定其向中国文学中贯注的以实录为准则的求实精神，而把想象、虚构等因素在中国叙事文学中的生长，看成是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逐渐与历史叙事疏离的过程，而且认为正是因为中国的叙事文学受历史叙事的影响太大，因而其想象与虚构的能力受到很大制约。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转换一下看待问题的角度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文学中存在的想象与虚构成分，并非是与汉语历史叙事完全异质的因素，相反，它们同样与汉语的历史叙事有着血缘关系，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历史叙事的影响与制约。 实际上，汉语的历史叙事并不拒绝想象与虚构。但是，作为历史叙事，其想象与虚构的着力点，同西方建立在本质主义文学观之上的写实文学传统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这决定了深受“史传传统”影响的中国文学叙事中的想象与虚构成分也与西方文学存在很大差异。正是因为这种差异的存在，当近代以来的一些学者用西方文学的标准去观察中国文学时，才会产生中国叙事文学尚处在幼稚阶段的结论。 在西方，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叙事。受此观念影响，近代以来研究汉语叙事的学者也常常把想象、虚构与抒情等因素视为文学叙事的特权，而把对史实的客观叙述视为历史叙事的基本原则。以这样的观念去看，说汉语叙事文史不分，其实不仅指汉语的文学叙事常常要加入许多可以“征实”的历史内容，并常常以实录相标榜；同时也包括汉语的历史叙事中包含有很多文学性的成分。对此，钱锺书先生有过精彩的论述，他把前者称为“诗具史笔”，把后者称为“史蕴诗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