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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学者在谈到中国文学精神的生成时说： 《诗经》里的作品既有如《国风》里的关注社会的现实精神，也不乏有率意直言的浪漫情怀；《离骚》既体现了屈原的爱国主义的现实忧患，也表达了其冰清玉洁的刚烈火焰；诸子百家中既有反映直接参与改造社会生活的现实行为，也充盈着诸子时代纵横捭阖的生命豪气；《史记》中既有大义微言，信笔实录的春秋笔法，也有大风飞扬、义薄云天的人杰鬼雄。可以说，《诗经》和《离骚》分别开辟的写实原则和幻奇手法，诸子百家和《史记》分别开创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均深深地影响和规定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基本总体基调。③ 类似上文这种在论述中国文学史时，不加分析地使诸如“现实主义”、“现实精神”、“春秋笔法”、“信笔实录”、“写实原则”等概念互文见义，相互转换的情况，在当代学者的文章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甚至一些十分著名的学者，在涉及相关问题与使用相关概念时，也大多把重点放在中国的“史传传统”与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相通的内容上，而忽略了其间可能存在的重大差别。如郭豫适先生在为方正耀的《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作序时指出：“应当说在中国史学传统中，像司马迁《史记》所体现出来的‘是非颇谬于圣人’的进步思想，以及‘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对于包括小说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发展，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④陈平原先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则说：“现实主义理论之所以得以在中国长期独占鳌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无疑是中国读者受‘史传’传统影响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对真实性的执著追求”。⑤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甚至还出现了将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与发展看成一条贯穿中国文学史的主线，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为线索书写中国文学史的努力，并在日后成为被许多学者所接受与认可的重要文学史研究思路。 因此，认真分析一下西方文学写实传统与中国“史传文学传统”之间的差异，对于校正一些学者概念使用上的随意，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史传文学传统”内涵的误读，是有积极意义的。 实际上，由于起源语境的不同，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与西方文学的写实传统在对诸如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世界与真实发生的历史过程之间的关系、何谓文学的“真实性”等问题的理解上，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受史学“实录”原则的影响，近代以前当汉语文学谈论叙事的“真”与“伪”时，指的是所记之人与所叙之事在历史上是否曾经存在。而西方文学追求的真实性，指的则是通过文学的虚构去揭示偶然的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与必然规律。这是一种哲学层面的真实，与西方人秉持的本质主义哲学观念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尽管中西方文学都有把真实性当成衡量文学价值的重要标准的传统，二者所谈论的真实性的内涵却相去甚远。⑥ 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形成了一种本质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纷繁变化的现象世界背后，隐藏着一个具有稳定性、普遍性的本质，这一本质只有凭借人的理性才能发现。巴门尼德认为，感觉只能把人们的认识引向错误的方向，理性才是获得真理的可靠的途径；德谟克里特认为，人有两种认识，一种是感觉的暗昧的认识，另一种是精确的真实的认识。只有“当暗昧的认识在无限小的领域中再也看不到，再也听不到，再也尝不到，再也摸不到，而研究又必须精确的时候，真实的认识就参加进来了”。⑦柏拉图认为，在相对的、不稳定的、暂时的现象界背后存在着作为现象世界变化目标的更为真实的世界，它是绝对的、稳定的、永恒的。这个世界就是理念世界。因此，当亚里士多德试图为文学存在的合法性进行论证时，很自然地把文学中所叙述的那个世界与偶在的现象世界与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做了严格的区分：“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⑧显然，在西方人的本质主义哲学观念里，中国的“史传传统”所试图呈现的那个真实发生的历史过程，恰恰属于现象世界，是偶然的，不真实的。在此之上，还有一个包含本质与必然性的更真实的世界。而强调文学合法性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正可以承担起呈现历史之必然性的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