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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是文学话语? 1980年，中文首次有“文学话语”这一概念。⑤作为一个概念，汉语中的“文学话语”的出现仅仅30年左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概念，当然也是一个新问题。那么，面对这一现象，我的问题是，文学和话语又是怎么走到一块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必须探讨文学在20世纪的观念变迁。 文学观念即人们是如何理解文学的，文学的要素有哪些，其中一个重要的要素是语言。但在20世纪文学研究领域，文学与语言的结缘却并非向来如此，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文学-文字”阶段，在20世纪初。文学与文字的关系自古以来就被人强调，并惯性地体现在现代中国文学界。如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10)，前三编的内容主要是文字、音韵、训诂，是传统小学的重要内容。再如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1927，1938)，首先讨论的也是文字。这种关于文学起源的探讨可以称为“小学模式”⑥。不过，文学-文字模式也有其不足。一是书面优先，多关注书面语言(文字)，对口头语言关注较少。二是“字中心主义”倾向，对单体的(汉)字关注较多，如字的形象美、音乐美等，而对词、短语、句子、篇章等关注不够。三是，同样是文字作品，有些不是文学，对此文学-文字模式无法做出解释。⑦于是，文学-文字模式就必须进一步向前扩展。 第二阶段是“文学-语言(形式)”阶段。形式主义推动了语言研究，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风貌，对西方影响深远，但是在中国，他们的影响显然不足。影响来自哪里呢?答案是：苏联文学理论，代表人物是高尔基。高尔基在《和青年作家谈话》(1934)中认为，文学有三个要素，语言、主题、情节。“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它和各种事实、生活现象一起，构成了文学的材料。”⑧由于1949年之后，中苏特殊密切的政治联系，学术领域也受到极大影响，“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工具论”也就自然在中国广为传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形成于60年代并在8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两本统编文学理论教材——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3、1964，1979)和蔡仪的《文学概论》(1979)，它们都直接引用了高尔基的观点，并且明确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过，相比意识形态、内容等，语言的排序位置是非常靠后的。由于教材中对文学-语言关系的强化，使得“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受到质疑，学者们反思并批评了语言工具论、反映论、从属论。王一川认为，这一命题自身有两大缺陷，其一是将语言工具化，其二是忽略民族语言(母语、汉语)，“对于汉语文学来说，结束有关‘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笼统谈论而专谈文学是汉语的艺术的时刻，应当说已来到了”。⑨在我看来，还有第三个缺陷，就是形式主义的语言观，形式主义虽然重视语言，但抽空了语言的思想内涵，斩断了语言与外部的关系，驻足于内部形式，不期然走向了另一极端。由此可知，文学-语言模式也不得不做进一步的拓展。 第三阶段是“文学-话语”阶段。话语，尽管含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使用中的语言”，或者说是“富含意义的符号行为”。⑩话语在人类交际(交往)活动中一直都有着重要地位，虽然结构主义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系统，但对日常的、个人的言语关注不够。 话语的被重视首先来自于反结构主义语言学。20-30年代，反结构主义的语言学首先出现于苏联，代表人物是巴赫金。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29)一书中分别批评了个人主观主义语言学(洪堡)和抽象客观主义语言学(索绪尔)，进一步探讨了言语交际(交往)的重要性，其中论述的焦点之一就是话语。在巴赫金看来，话语的特点是：“纯符号性、意识形态的普遍适应性、生活交际的参与性、成为内部话语的功能性，以及最终作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的伴随现象的必然现存性。”(11)以更加具体、实践、动态的视角观照话语问题。反结构主义语言学鼎盛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代表人物是罗兰·巴特、杜夫海纳等人。巴特强调文本，区别于作品。文本又分可读、可写两类，可写文本表现了话语的狂欢。杜夫海纳认为艺术是“超语言学的最佳代表”。“超语言学”是“超意义”的，此时意义成为“表现”。(12)“超语言学领域”就是表现的领域、创造的领域，是活的语言——话语，所以杜夫海纳说，“作品在说话，艺术是话语”，(13)并强调不是从语言理解文学，而是从文学理解语言。 其二，20世纪中期，存在论语言哲学对话语(言说)的拓展，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思想进路不同于语言学，语言哲学强调语言的本体论地位。海德格尔的著名命题是“存在在思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其他一切都不是存在的家，语言和存在的关系是澄明，而不是逻辑的分析、理性的证明。所以“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的人们与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家人”。(14)原初的语言就是诗性的语言，而不是对象性的语言。因此，语言是在言说自己，而不是所谓的人说语言。维特根斯坦后期对日常语言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语言游戏”说，任何一种言说都伴随相关的行动，也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这种规则来自于生活本身。因此，说话就是生活(形式)的体现。(15)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都强调语言对生活、存在的本体论意义，是索绪尔提到的“言语的语言学”的进一步落实和深入，给后世语言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三，50年代，话语语言学(Text-linguistics)兴起，带动了对超句法的话语(篇章)的研究。话语语言学的话语除了超句法这一要素外，另一要素是“交际”。(16)任何交谈、对话都不是单纯通过句子完成的，尽管在有些时候句子甚至词都可以成为话语，但只有这些词、句实现了交际目的才可以称为话语。故此，话语是交际的基本单位。话语分析也就是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合作。(17)应用话语语言学重视与文学研究的结合，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方法和内容，也出现了一批相关成果。(18)话语语言学对篇章的重视日益拉近了与修辞学、文体学的关系。除了话语语言学，还有一种注重语言交际功能的语言学分支——功能语言学，对语言的各种功能(如交际功能)进行专门探讨。功能语言学(批判性话语分析)强调认知心理，不同于传统的认识论，对个体性、构造性、文化性关注较多。(19) 其四，语用学的发展。50年代兴起了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至70年代，语用学日益成熟。何兆熊认为，语用学的两个要素是意义和语境，比单纯强调意义的语义学向前拓展了一步。(20)90年代以后，文学语用学得以确立，进一步拉近了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距离，将文学视为人类言语交际的一种形式。文学语用学不但扭转了此前语用学多注重口语的倾向，也扭转了文学研究过分注重形式主义的传统，将文学研究纳入社会、历史、文化的时空之中加以考虑，注重语境、接受状况等。(21) 其五，90年代，文学与话语的密切关系进入中国文学理论界。一方面，主流文学理论教材引入话语。1992年，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是首部讨论“文学与话语”的教材，该书认为文学首先意味着它是人们的说、写、听、读、思等活动及其产品，这就是话语活动和话语产品，或者说是话语。(22)《文学理论教程》对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话语蕴藉的审美意识形态”，随着这部教材的广泛传播，这一定义也流行起来。(23)另一方面，文学理论研究引入话语。1996年，“文论失语症”成为中国文论界的重要问题，(24)紧随这一问题的是中国文论的“话语重建”，(25)由是而起的是对中国文论(文学理论)话语问题的关注，使话语在文学理论界广泛传播，从话语角度研究文学理论问题蔚然成风。(26) 从文字到语言，再从语言到话语，文学话语终于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27)这不是某个人的意志的结果，而是历史的选择。文学-语言、文学-话语构成了20世纪文学研究领域语言学转向的两个阶段。文学语言注重文本内部分析，文学话语则注重文本的内部-外部分析、语境、交际过程。文学话语从根本上是“后形式主义”的，但不是形式主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