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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类文本叙事研究 如果说从叙事认知角度切入的后殖民叙事研究揭示了文本叙事形式差异对文化历史阐释的牵制意义，由法国叙事学领军人物热奈特(Gérard Genette)近年来提出的“类文本”(paratext)研究则从文本内外关系角度为后殖民叙事分析提供了一种内外兼顾的阐释方法。 在1982年出版的《隐迹稿本》中，热奈特提出了他称之为关于“超文本性”(transtextuality)的研究计划，从他此前关于文本内结构关系的研究转向对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显性或隐性关系的探究，以期揭示各种不同文本间关系对文本阐释的认知影响。(1987：1)他认为，围绕某个文本以显性或隐含方式存在五种依附文本，与主文本之间形成类跨文本关系：文本之间在母题、形式方面互为借鉴的“互文”(intertextuality)；文本通过标题、副标题、前言、后记等文内标识形成的“类文本”(paratextuality)；“评价”或引用其他文本的“元文本”(metatextuality)；直接引用其他文本使得文本中出现被“嫁接”文本的“超文本”(hypertextuality)，以及以文类特征明示(如小说、诗歌)但让读者觉察到其跨文类特征的“统文本”(architecturality)。(1982：2—5)热奈特这一分类是否具有类型学上的一致性我们姑且不论，①这一观察揭示的文学文本内部关系、文类间关系，以及多文本形式对阐释视阈的牵制意义，对于后殖民文学本质上的“跨文化”与“跨界”特点富有启发意义。正如从事后殖民小说形式分析的学者们意识到的，不同于经典叙事学集中于文本内部关系的方法构成差异，后殖民叙事文本既有文本内部以及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同时也有关于真实世界的展现，更不乏实际与虚构之间的界面或临界区域。(Aldama：35、22)在1987年出版的《类文本：理解之门槛》中，热奈特详细分析了“类文本”作为连接文本之间、文本与作者和读者之间承担的各种叙事交流功能，并用“门槛”作为比喻，强调“类文本”在引导读者进入文本、获得叙事信息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文本内的类文本”(peritext)，如标题、副标题、署名、前言、题献、卷首引语、序言、小标题、注释、后记，和“文本的类文本”(epitext)，如出版广告、新书通告、海报，以及作者书信、日记，既是主文本的一部分，也是与文本对应的某些事实。(1987：7、117、129、319)类文本在文本内部与文本间构建的互文关系，以及在互文关系中显现的叙事功能与后殖民小说的“跨文化”和“跨界”存在文学意义和文化象征意义层面的相关性。例如，在奈保尔(V. S. Naipaul)的小说《抵达之谜》中，故事主人公的经历与作者本人1987年(小说于同年出版)之前的生平存在很大重合之处，熟悉作者生平的读者自然联想到作品的自传性质。然而，副标题——“五部分的小说”——无疑强调了其虚构本质。如果说故事主人公对往事的回忆展示了“英国性”从中心到边缘(特立尼达)的弥散过程，这段基于作者从边缘到中心(成为英国作家)的亲身经历同时也揭示了对英国性的认同，而叙述者通过将故事切分为五个片段进行叙述，并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经验视角与叙述视角对三个空间(英国、特立尼达、印度)进行交叉叙述，使得主人公关于殖民史的纪实与文学想象同时呈现出来。此外，作者为小说撰写的序言，强调“摆在面前的[文字]与头脑中的[思想]存在差异”。(vi)游离在文本外的事实与虚构的故事，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序言”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互文结构，提醒读者以谨慎的态度对待作品的“后殖民批评”主题。② 与《抵达之谜》隐匿在虚构背后的传记不同，一些更具后现代实验性质的族裔小说则采用“文内类文本”策略，在模糊文类界限的同时将故事与历史一并呈现给读者。当代美国非洲裔作家里德(Ishmael Reed)的小说《芒博琼博》便是这样的例子。小说开篇之前是一则故事叙述者的序言(并非作者序言)；序言末尾是一幅来自报刊的黑人舞蹈图片；图片下方是引自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关于黑人爵士乐的评论，其中用斜体表示的强调则被明确为真实作者所为；紧接其后是摘自《美国英语词典》对“Mumbo Jumbo”一词的解释。在阅读了这么多信息之后，我们仍然徘徊在故事之外。此后，我们读到三个卷首引语，分别来自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和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对黑人歌舞和黑人诗歌的评论。③重复出现在引语中的黑人土语jes' grew(意为“就这么长大”)，令熟悉美国黑人语言的读者、尤其是熟悉《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读者立刻联想到jes' grew在这部小说中的象征意义。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用即兴歌舞表述情感的黑孩子托普西(Topsy)被人误解为疯癫胡闹，同样，《芒博琼博》围绕着黑人艺术灵感在美国精英文化条件下的困境的形容词编织情节。美国白人将黑人歌舞看作破坏文明的流行病，是“胡言乱语”(mumbo jumbo)，而在黑人土语中恰是祈求安宁的“神灵”。在这部小说的情节进程中，介于故事内外、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类文本”成为引导阐释、推进题旨的一个隐喻结构，使得作品关于欧洲中心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书写文字与身体行为、神话与现实等一系列对立关系充分得到展开。(Butler：180—8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