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维度分析方法 1.语言多样性研究 我们熟知，后殖民文学批评强调语言使用方式蕴含的文化政治意义。为此，后殖民书写通常表现为“从中心攫取语言，将它重新置于被殖民者语境中，使之产生新的意义”。(Ashcroft et al.：38)“语言”在这里不仅指标准的英国英语，同时也指那些被视为与帝国文化相应的文学成规与阐释理论；对于后殖民作家而言，将这种“语言”从中心移至边缘实际上意味着对其进行改造，以便重新赋予话语以力量。换言之，挪用后的语言从能指符号到所指概念，包括所指之物，都将发生改变。以加勒比海地区的英语小说为例，以英语为基础，掺杂法语、西班牙语、非洲土语的语言混杂现象使得作品的语言、文体明显有别于传统的英语小说。如果考虑到英语文学(English Literature)在帝国时代起不断强化的“主导”地位，那么这种语言杂糅则代表了与先前语言形成差异和对应的“小写的多样性英语文学”(english literatures)”。(Ashcroft et al.：45)这种语言差异同样受到叙事学界关注。吉姆尼奇(Marion Gymnich)在《语言学与叙事学：语言学与后殖民叙事学相关性》一文中提出，后殖民小说语言方面的混杂特点提醒我们，应该关注语言及其使用方式对作品结构和阐释产生的影响，因为这些特殊性将有助于揭示语言与文化身份之间的象征关系，显现语言形式蕴含的族裔、阶级和性别意识形态。(62)他认为，叙事作品在“故事”和“话语”层的二元结构使得作品包含了多种语言方式，这也是后殖民小说有别于一般叙事作品的重要特点。例如，如果聚焦者或叙述者是原住民，其“非标准”的语言方式(语音、拼写、句法)既是故事内容，同时又是一种“文学方言”(literary dialect)；更为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作者有意为之的叙事策略。就叙事功能而言，“文学方言”为读者提供了言说者所属地区、文化与社会背景。吉姆尼奇认为，“文学方言”常见于第一人称叙述模式中，但是，在异故事叙述(heterodiegetic)情形中，即以第三人称为语法标识的全知叙述模式中，那些“非标准的”的语言现象常常被全知叙述者指称为“外语”，以翻译或直接引用的方式出现在文本中。除了提供故事外的信息，“文学方言”直接影响读者对故事，以及与叙述者之间的情感、文化认同。比如，在阿切布(Chinua Achebe)的小说《解体》中，叙述者提到伊格伯民族的茅草屋(obi)时附加了英文词hut。除了帮助读者理解，叙述者的“翻译”将两种语言及其文化一并呈献给读者，由此体现了后殖民小说通过故事传递给读者的“他性”体验。(68)值得一提的是，吉姆尼奇的观点与阿什克洛夫特对《解体》混杂英语的解释十分类似。略有不同的是，后者认为，将“民族语言”、土语与英语进行并置，这种语言方式看似属于作者以“注释”(glossing)对故事的介入，实质上展示了伊格伯语obi与英语hut两个能指之外的对象(referent)。读者由此看到，无论其中的哪个词，都无法指向符号之外的物本身，即伊格伯民族的文化历史。换言之，伊格伯语还是英语，都只是符号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文本外的经验与历史，而两种符号的并存现象则凸显了符号差异背后经验或文化身份的独特性。(Ashcroft et al.：60) 需要补充的是，吉姆尼奇从叙事角度探究的语言问题基本上囿于语言的标准性与非标准性这一二元项，以此为基础，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人物与叙述者的“非标准”。从叙事文本“故事”与“话语”两分法结构看，这一分析有利于我们细察由叙述者和人物构成的故事世界里多声部的语言方式，并由此揭示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历史。不过，我们应该同时认识到，后殖民小说语言差异远不只是标准与非标准之差异，“非标准”内部还存在不同语言混杂产生的差异。或者说，语言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得标准与非标准之界限变得模糊。例如，在非洲美国裔小说中，一个十分普遍的语言现象是黑人英语表意系统的双重意指结构：一方面是来自黑人土语方言、并且表述发音与拼写特殊性的“意指”(signifyin[g])符号，另一方面是通过模仿英语文学及其修辞方式获得的新的表意方式。正如盖茨(Henry Louis Gates，Jr.)所说，非洲裔美国文学的表意系统具有“双声”(doublevoiced)，看似黑白兼有的双声实际上是以黑白传统为基础的多重，是以“滑稽模仿”(parody)方式实现的对转义(trope)的再度运用。(xxii—xxiv)当然，族裔文学文本在语言方式上的多样性并非一向如此，而是源于作家有意为之的“逆写”(write back)。(Ashcroft et al.：3)但是，从阅读立场上看，若要观察“逆写”蕴含的文化历史意蕴，我们必须依赖于文本提供的形式依据或故事事件，而后殖民叙事文本语言方式的多样性显然不能简单地套用后殖民批评理论关于压迫与反抗的二元对立逻辑。在这一点上，巴巴的观点值得参考。他阐述了被殖民者通过“模拟”殖民者语言和文化方式混杂两种语言和身份，使得模拟者的话语在差异(difference)和“模棱两可”(ambivalence)中呈现出“双声表述”(double articulation)，而边界的模糊化正是产生异质文本与文化“他性”的基础，也是“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得以发生的一个界面。(1990：209) 从对立、抵抗关系到逐渐关注差异与杂糅，同时从语言方式入手重新审视对抵抗中的差异与认同，这或许是后殖民文学批评与叙事分析开始走近的一个理论契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