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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知叙事分析 较之后殖民批评从社会政治角度对语言与权力关系的强调，后殖民叙事学倡导者倾向于从叙事认知角度探究文本形式(包括上述语言方式)与阅读视野之间的关系。借用经典叙事学理论的“隐含作者”概念，马戈林(Uri Margolin)提出了“认知文体”(cognitive style)概念，认为作者(真实作者)的叙事手法代表了个人化的文体与风格，不仅象征着作者本人对故事主题的价值倾向或立场态度，而且代表了作者对文本理想读者的预设。(277)马戈林重提经典叙事学概念“隐含作者”，意在强调真实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为依存关系，而“隐含作者”在叙事信息的编码与解码过程中的结构意义显示了经典叙事学本身蕴含的历史意义，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叙事文本内外关系具有重要意义。(Shen：80—98)正如布思(Wayne Booth)指出，正是通过具体叙事策略(叙述声音、视角、语言方式等)，作者与读者之间才有可能形成“秘而不宣的交流”。(300)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与读者在认知层面的共通性属于叙事交流过程的普遍规律，后殖民小说家预设的理想读者具有认知层面的特殊性。前文提到，基于文化历史原因，“逆写”被后殖民文学批评视为后殖民写作的重要动因，而“逆写”或多或少涉及对帝国文化时期文学成规的熟悉以及以此为参照对象进行的“改写”。例如，里斯(Jean Rhys)在谈到《藻海无边》的创作动机时明确指出，其创作初衷是因为她不相信夏洛蒂笔下的疯女人，(Wyndham and Melly：296)因而有一种迫切的愿望要让伯莎的原型——安托瓦奈特——叙述自己的故事。《藻海无边》通篇没有提到《简·爱》中的罗切斯特，但是，小说在情节结构、人物关系、故事空间方面与《简·爱》的高度吻合使得读者对两部作品之间的对照关系了然于心。(Spivak，1999：112—32)从文学阐释的角度看，《简·爱》构成了我们理解《藻海无边》的前理解，这种前理解除了包含叙事作品普遍包含的作者编码与读者解码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还包含对前一文本及其叙事方式预设的阐释进行的逆向解释。宽泛而言，后殖民小说同时包含了帝国文化的经典以及对经典的改写，体现在故事和话语层面的“逆写”要求其读者在过去与现在、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等一系列对立关系中进行双向阅读。换一种说法，后殖民小说家通过叙事形式表述的“逆向写作”在文本内预设了“模范读者”(model reader)。艾柯(Umberto Eco)认为，为了使作品的意义顺利传递至读者，作者在文本中以特定的形式为“模范读者”预设了阅读立场，“这样的读者与作者共享文本依赖的形式符码，对文本的阐释与作者的思想保持总体一致。”(7)笔者认为，不同于后殖民批评强调的“抵抗”阅读，艾可的“模范读者”强调的是文本形式对阐释者的牵制作用，而不是可以摆脱文本形式、以“抵抗”为名的逆向阅读，更不是以意为之的政治批评。从根本上讲，后殖民小说家的叙事目的在于通过有差异的叙事形式讲述他们的故事，展示他们的经验与想象，并以此和熟悉这些经验与故事的读者建立认知与情感关系。(Aldama：7)从这个意义上讲，后殖民小说叙事形式差异性是文学性范畴对于叙事成规进行的陌生化处理，而对于形式差异的细致观察也是文本包含的认知结构，要求阐释者对萨义德提出的“写入的、未写入的”(67)进行“对位阅读”。正是这种带有牵制作用的预设立场，使得关于后殖民叙事文本的研究在文本内外之间进行有效的叙事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