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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名为《论后殖民叙事学》的文章中，普林斯(Gerald Prince)提出从叙事学理论和读者阐释两个方面构建后殖民叙事批评。普林斯认为，一种“有用的”后殖民叙事研究方法应该以经典叙事学理论为基础，同时吸纳后殖民文化批评对形式“差异”的文化成因探究，分析后殖民叙事文本形式层面的差异对阐释的影响。(2005：374)与弗卢德尼克不同，普林斯主张以经典叙事学为理论立场，参照后殖民批评的抵抗式阅读，观察后殖民叙事文本的形式差异，由此探究形式差异对阐释产生的认知和情感影响。这一认识与他对叙事学理论本身的强调有关。在一篇论述女性主义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关系的文章中，普林斯认为应该对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批评关系做如下解释：“一方面，叙事学为我们对具体文本叙事分析提供了工具和思想，使得叙事学成为一种叙事批评(narratological criticism)”；(1995：77)另一方面，“对具体文本的叙事分析‘有助于’对叙事学已有分类、特征和论述进行验证，对那些……可能被叙事学忽视、低估或误解的叙事要素进行辨析。”(1995：78)从表面上看，普林斯这里强调的是理论与阐释的互补关系，但他的重点落在理论对文本阐释的实用意义，而这也正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经过近三十年发展后开始出现的一个短板。在一篇回顾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文章里，有学者提出，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发展势头迅猛，但是，在这种强大的理论冲力下，“后殖民文学作品本身在西方学术界沦落为理论制造者的原料和消费品”，所谓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也大有“为理论而理论”之态势，成为后殖民理论圈内人士的某种特权话语。(Katrak：256)这一观点虽然有些偏激，但至少表明关于叙事作品本身的研究开始受到关注，而对于作品本身的关注一直是叙事学研究的重点。 回到普林斯的观点。与上述提到的叙事学研究者不同，普林斯并未从后殖民作家的“挪用”入手探究后殖民叙事学的理论构架，而是从叙事文本的基本要素出发，观察后殖民作家的作品在叙事句法(syntax)、语义(semantics)及语用(pragmatics)层面呈现的特殊性与差异性。(2005：375)从形式范畴提出的叙事差异，这一立场与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的“主导”(dominant)概念具有相似性。在论述文学语言诗性功能时，雅克布森把文学语言的诗性特点看作一种结构功能，并用“主导”一词来描述具有自我指涉特点的文学语言符号体系与非文学语言之间的等级关系。雅克布森认为，“主导在艺术作品中统治、决定、改变其余成分，保证了结构的统一”；但他同时指出，“主导”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在各种文学类型相交过程中互为影响，由此形成“主导”统领下的各种“变异”(deviant)。(Jakobson：82、87)也就是说，“主导”并非文学内部固定不变的封闭系统，而是在自成体系的同时外向发展并保持开放的动态结构。从叙事形式角度观察后殖民叙事作品与文学成规的差异，我们就会发现，作品在故事与形式层面隐含或明显的抵抗姿态并非与叙事作品的“主导”构成截然对立，而是在差异中形成对话关系，并由此产生族裔正典。或者说，后殖民小说通过模拟殖民文学样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创造自己的文本。(Boehmer，2006：359) 普林斯从叙事理论与叙事批评关系维度提出的“后殖民叙事学”设想，这一出发点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从文本“内部”进行的分析方法，其意义在于揭示后殖民叙事文学在形式层面与文学常规和叙事理论之间的差异，由此拓展叙事分析的理论视野和批评实践。据此，普林斯提出，关于后殖民叙事文本的研究可以依照经典叙事学的“故事”与“话语”二分法进行。例如，可以以所述对象(即故事内容)为考察对象，观察故事空间与时间结构关系：关于故事空间的描述是以“概述法”一笔带过，还是采用人物或叙述者视角展示；关于故事空间的描述在叙事进程中呈现为固定不变还是不断改变；情节编织过程是单个线型图式还是在多线条平行推进中构成多重故事空间。(2005：376)普林斯提出的第二个分析点是从话语层面切入，关注视角、声音和语言方式，尤其是那些以“叙述人称”为标识的个体或群体叙述模式，以此揭示叙述者与群体之间的认同或差异关系。(2005：379)众所周知，空间与身份是后殖民批评的重要概念，也是后殖民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对于“流散裔”写作而言，故事空间更是一个与身份杂糅、无根性(rootlessenss)等文化心理相关的基本主题。(Boehmer，2005：230—31)在巴巴(Homi Bhabha)提出的相关论述中，“空间”被赋予符号学和文化心理学意义，成为他阐述民族和文化“杂糅本质”的一个转义——“间质空间”(liminal space)。(1994：3—5)普林斯的“空间”与后殖民文学批评关注的“空间”，其概念所指固然不同，不过他指出，“总体上看，可以从一些与后殖民问题具有相关性的角度观察叙述层面的情形，必要时，可以对叙事学已有概念进行调整，以便能够适用于解释二者之间的相关性。”(2005：379)事实上，关于故事空间在叙事作品中的结构功能以及相应的空间象征意义研究，都离不开故事空间以及叙述话语对空间的文化隐喻描述。(Boehmer，2005：24—28) 提倡从叙述行为(narrating)观察后殖民叙事文本与叙事成规和理论发生的偏离，由此对既定理论进行调整，这一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后殖民叙事文学对叙事成规和理论的修正力量，同时也将作品形式差异视为叙事总体研究的一部分。基于同样立场，2007年，弗卢德尼克发表文章《认同/他性》，将认同与他性(Otherness)作为一种情感和认知概念用于包括后殖民文学在内的总体框架中。她提出，“认同”与“他性”(alterity)是后殖民研究的重点，但同时也是所有叙事文学的普遍特点： 我们从他人那里认识自己，正如他人从我们眼光里认识自己。……自我首先是作为一种投射，以回应他人的凝视。因此，认同强调的不是[我]与他人之不同，不仅仅是从众多人中抽取出来的某个单一体，而是在认同与差异交替发生中对我和他者关系的重新认识与重新建构。(2007：261) 弗卢德尼克指出，不论是传记或传记式小说以第一人称呈现的“我”的故事，还是用第三人称讲述的他人故事，都是关于经验世界的差异性，“叙事从本质上是关于他性/他人[经验]的重新展现”，(2007：264)而关于经验差异的展现同时又依赖于叙事行为某些普遍成规。就后殖民叙事文本与叙事普遍成规的关系而言，她认为，一个核心问题是：“后殖民叙事文学作品关于空间的文本描述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文本世界里的他性(alterity)，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2007：269)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做如下表述：在何种程度上，后殖民文学批评关注的“他者化”(othering)问题显现在作品的形式差异方面？ 围绕这个问题，后经典叙事学领域的研究者们进行了多方位探究。以下列举三个切入点进行介绍与阐述，展示叙事分析与后殖民文学批评之间的相交点，以供研究者参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