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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众声喧哗：西马文化现代性的特征之二 西马的“众声喧哗”多指理论家们对同一种文化存在着争论和分歧，或是对某种文化产生相反的认知，或是就某种文化展开多向度的阐释。这种众声喧哗与不和谐无关，它源自于理论家们的差异性认识与不同的审美期待，喧哗声主要集中于大众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身上。 关于大众文化之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它是不是艺术；它的积极性如何。 1.大众文化是不是艺术，这关系到它身份的高贵或卑微问题。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眼中，大众文化毋庸置疑就是商品，它遵循金钱逻辑，盘算着投资的数目与利润的多少；它采用多种伎俩，装饰和美化自己，如借助广告和包装吸引和欺骗受众；它批量生产，可相互置换且毫无不适之感，而独创性的艺术绝不能如此。它还将商品的贪婪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它竭力将所有人笼络其中，甚至十多岁孩童也是它榨取利润的对象。正因为是商品，所以，大众文化在乎受众的消费能力而非审美能力，在意消费者的数量而非质量，于是，大众文化粗制滥造，刻意逢迎受众的低俗口吻，受众收获欢乐但出卖了灵魂和思想；看似它启蒙了大众，实则控制了大众的意识。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的总体性效果就是一种反启蒙，如霍克海默和我所说，作为进步技术对自然的控制，启蒙变成了大众的欺骗，转变为一个束缚意识的工具。”[5](p.106)与阿多诺的界定不同，本雅明则把大众文化归为艺术。他认为艺术应是一种创作物，实施着救赎，给人以希望，虽然大众文化不是一种真正的创作物，但它带给大众以诸多解放的契机，如许多人通过参与电影的表演而名利双收，跻身于艺术家之列，他们还借助评论电影，晋升为评论家。基于这些欣喜发现，本雅明毫无顾忌地将大众文化纳入艺术家族，称之为“机械复制的艺术”，他赞扬复制技术让艺术摆脱了宗教仪式的束缚，赢得了自治。他还指出电影为艺术作品提供复活的机会，比如，通过改编为电影，许多作品再次获得人们的青睐，继续播撒着艺术的光辉。与本雅明相似，洛文塔尔认为，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文学，“文学中包含有两种强有力的文化合成物，其一是艺术，其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6](p.2)。自然，大众文化属于买卖性的文学，它拥有一定的乌托邦潜能，给了大众一定的知识与希望，所以洛文塔尔曾犹豫于popular culture和mass culture的使用，不过，批判理论家的责任让他最终确定mass culture这个称谓，并揭露这种商品文学如同腻子(putty)一样维护着统治秩序。 而为了消除分歧，阿多诺曾与本雅明争论过，他于1935年、1936年、1938年给本雅明写了三封信，而后者仅在1938年回复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阿本之争。阿多诺认为，艺术可分为自律艺术和依赖艺术，前者说的是自我创新的艺术，后者指因技术而生的艺术，电影属于依赖艺术。阿多诺批评本雅明高估了电影的技术效果(如解放人的感知)，却降低了自律艺术的地位，还批评本雅明陶醉于电影的社会作用(如为大众提供成名的契机)，却无视电影的欺骗性和控制性。阿多诺说：“影院中观众的笑声——我已经和马克斯谈论过，他大概已经告诉你——绝非是善的、革命性的；相反，它充满了最低级的资产阶级的施虐狂。”[7](p.134)面对阿多诺的批评，本雅明只答复一封信，并且回避了原则性的问题。在本雅明看来，他们的分歧源于视角的差异，他自电影谈论电影，阿多诺则从爵士乐来理解电影；他从大众的立场体会电影的作用，阿多诺则以精英身份挑剔电影的不足。也就是说，两人并非站在同一平台上，就如同“关公战秦琼”(赵勇语)一样是错位的，所以他们的争论难以化解。不过，本雅明相信他们的观点可以互补，可让人辩证地看到大众文化的消极性与积极性。“对有声电影的分析构成了一种当代艺术的批判，这会为你我之观点提供一种辩证的调解”[7](p.153)。 2.大众文化的积极性如何?在阿多诺眼中，大众文化难言积极性，它暗地里扮演着统治者帮凶的角色，如社会水泥(social cement)一样维护着统治秩序。它通过提供乏味的娱乐而剥夺了大众的思考，借助俘获所有人而将他们尽可能地简单化、同一化，这样的受众懒于思考、惧怕反抗，极容易被权威愚弄和控制。这意味着大众文化这个廉价商品兼备意识形态的功能，辅佐着统治者操控民众，可怕的是，它以和风细雨的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以水滴石穿的耐心扩展自己的王国，以悉心服务将受众照顾得无微不至。这使得它的危害更严重，更难以抵抗，正是基于这种忧思，阿多诺等人不遗余力地揭露大众文化的丑陋性，批判它的意识形态功能。不过，西马家族不是一言堂，因为我们还听到赞美大众文化之声，比如威廉斯分析过电视的积极作用。在他看来，电视类似一个全景式(panorama)窗口，拓宽人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电视具有一些民主功能，如电视辩论为公众提供了质问和批评政治家的机会；教育节目普及了专业知识，使一些人因学习知识而获得工作。最令威廉斯欣喜的是，电视拉近了全球的距离，增进了人们的亲近感，这有助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另外，詹姆逊肯定大众文化富有一定的乌托邦潜能，增加了人们对生活的希望。那么，到底如何评价大众文化的作用呢?应该辩证地评判，避免偏执一词。为此，威廉斯在认可电视积极性的同时，也揭露出它的消极性，比如，看似公正的电视辩论其实是被设计好的，公众没有真正的民主可言。詹姆逊在凸显大众文化乌托邦潜能的同时，也批判它的物化特性，即它将所涉及的事物都商品化了。当然，这不是说阿多诺那样的严厉批判是错误的，其实我们最钦佩带来深刻思想的人，哪怕他有些偏激。这也是批判思想与肯定思想始终不缺继承者的缘由所在，其代表人物分别有波兹曼与费斯克。波兹曼揭示了媒介文化将人们引入娱乐致死的境地，潜移默化地修改人格，如通过将儿童与成人视为同等的消费者，大众文化消除了两者的应有界限，致使人类纯真的童年消逝了。而费斯克相信大众绝非大众文化的受虐者，他们积极参与其中，丰富着大众文化的内涵，自身也从中收获自信和反抗的力量。 至于后现代主义上的分歧，主要纠结于它到底有几副面孔，因为大家对其商品文化的身份没有太大的争议。在詹姆逊眼中，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文化文本”，“文化变成经济，经济变成文化”，即文化是幌子而经济是目的，这远不同于唯意义至上的现代主义。基于经济目的，后现代主义采用戏仿和拼凑手段来模仿经典作品，制造出貌似崇高严肃实则肤浅随意的产品，只是为了以新异的事物吸引受众而赚取他们的认同。而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后现代主义放眼于世界，通过吸纳异域的文化因素赢得异域人的认可，如美国电影就以这样的伎俩俘获全球的受众，这也是它能不断地拓展世界市场的秘诀所在。在伊格尔顿看来，后现代主义恰似早熟的儿童，天真、幼稚、急切，这是指它的性格缺陷。比如，后现代主义天真地认为宏大叙事已经过时，今天是微观叙事的时代，因此，人人可纵情于琐碎事情，其实，宏大叙事远未退位，诸多威胁人类幸福的全球性问题依旧存在，如贫富差距悬殊、气候问题等。再如，后现代主义幼稚地将诸多灾难归罪于现代性，埋怨这个“父亲”“爱说空话”却没有魄力解决重大事件，为此，它僭越了“父亲”的位置，心急地实施所谓的宏大计划，结果造成一片废墟，如人变得虚无和浮躁。而在后现代主义的鼓噪下，许多人沉迷于文化碎片而逃避理论思考，结果变得浮于事、懒于思，这正是伊格尔顿最担心的。为此，他呼吁，我们需要理论思考，否则就没有反省的人生。与詹姆逊、伊格尔顿不同，韦尔默则看到后现代主义的许多可喜之处，如民主潜能，因为它提倡多元共存，希望每个个体发出声音，所以，这是一个众人狂欢的场所，所有人的潜能尽力地发挥着，这是自由与民主的体现。而自由和民主保证后现代主义不会故步自封，使它在集思广益中不断进步，为此，韦尔默以它为基石建构着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继续着现代性的未竟事业。可以说，他们从多个角度描绘了后现代主义的肖像，使我们看清它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以便扬长避短，更合理地对待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