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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国有经济还不足以支撑文化事业发展的情况下，必要的放弃部分经济收益以保证政治上的利益，是无奈之举，也是时代的必然。宝文堂在合作的过程中不但未受损失，反而实现了自身的扩张。“一年来，宝文堂因为自己的方向走对了，不但没有关门，而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人员上说，前一年只有十几个人，现在已增加到二十二人。从业务上说，原先一个极其破旧的小印刷厂，经过整理，现在已经补充了两付老五号、老四号新铅字，建立了正规化的装订房，添购了一架大脚蹬机，把排印力量提高了一倍以上”(33)。通过合作，新文艺阵营也利用宝文堂的优势生产、出版、发行了一大批符合时代要求的通俗文艺作品，而且这种合作对于坚定旧书店朝新的文艺方向发展、清除旧文艺的生存空间无疑是有利的。“五反以后，宝文堂刷新了门面，把旧唱本、旧纸型一股脑儿清理了出去”(34)。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虽然是民间团体，并非国家机关，但无疑代表的是新文艺阵营，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因此宝文堂通俗文艺生产的改变显示了新的文艺方向，它所生产的通俗文艺的内容也呈现了新的通俗文艺的形态。 三、宝文堂与通俗读物出版社 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对宝文堂书店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只能算是一种合作，使其为新的大众文艺出版服务，对它的改革只是停留在出版内容上，宝文堂书店在经营上仍然保持独立，利益共享是这种合作模式的要义。随着国营出版机构的强大，这种合作方式逐渐变得不合时宜。民营书店在整体的出版规划中是要被取消的，其政治合法性的给予只是权宜之计。其实，现实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变化也使得民营书店逐渐认识到，只有争取公私合营，才能获得更好的出路(35)。在短暂的合作之后，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的变革成为民营书店改革的内容，组织化、计划化生产成为民营书店的发展方向。 1954年通俗读物出版社成立，专门从事通俗出版物的出版工作。1955年宝文堂实现公私合营，并入通俗读物出版社，将原有通俗读物出版社的通俗文艺编辑室和宝文堂编辑部改组为一个统一的通俗文艺编辑室。通俗文艺编辑室下设四个编辑组，其中第四组同时作为宝文堂的编辑部(36)。第四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编辑、供应地方和农村剧团上演剧目，改造低级娱乐场所，供应城市人民需要的文娱材料，其中包括经过整理改编的各个剧种、反映现代生活的地方戏曲和曲艺以及农村实用书籍(如农村应用文等)(37)。第四组的主要职责是“出版一些通俗读物出版社不能出版而又为广大群众需要的出版物，以抵制图书市场上私营出版物的投机泛滥”(38)。值得注意的是，宝文堂书店编辑部对外仍用宝文堂名义。可以说，“宝文堂”的招牌仍有存在的价值，同时书店的发行机构仍被保留并加以利用(1955年并入新华书店)，“加强通俗书籍的农村发行工作”(39)，但宝文堂书店所保留的空间无疑极大地缩小了。 选择公私合营是当时民营书店的一种出路，也是大势所趋。赵家壁和老舍合办的晨光出版公司就曾积极寻求公私合营。据赵家壁回忆，老舍“听说解放后，私营企业都要改造为公私合营，便要我按照党的政策，早日结束。他说：‘我们合办出版社，不是为了谋利赚钱，主要是出些好书，造福读者，同时团结作者，为他们好好服务。现在历史任务已胜利完成，就应适可而止了’”(40)。在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赵家璧提出要求早日公私合营。究其原因，这既是一种内在的需要，也是现实压力的一种反映。政治地位、经济状况、政策规约等原因是促使民营书店选择合营的重要原因。王林曾回忆：“1953年夏在北戴河遇见丁玲，她很关心地问我：‘《腹地》为什么不出版了？’我说：‘不是被你们《文艺报》批评得书店不再给出了。’她又说：‘国营书店不给出，拿到私营书店里出！’我说：‘我多少还有点党员的自尊心。’”(41)可见，民营书店的政治认可程度比起国营书店要低很多。更重要的是，民营出版社的老板也不愿意背负“资本家”的名声，急于寻求新的出路。天下出版社负责人葛一虹在“三反运动”后就表示，“因资金周转不灵，要求歇业”，但“主要原因是葛不愿意继续有资本家的名义”(42)。而对于国营出版社而言，“只用四分之一的力量……完全解决了困难”，“从长远的政治利益看，用一小点经济损失，赚回了一个政治上的胜利”(43)。 公私合营这种方式必然是以“公”为主，因此在生产方式、经营方式上民营书店必定遵循国营书店的经营法则。就像王元化所说的，“企业合营以后，国家要掌握企业经营管理的领导权，实行计划管理，使企业计划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问题的关键不在公股比重的大小，而在干部的选派”(44)。而郑振铎也曾谈到上海出版公司的状况，“今后如何开展业务，如何谨慎小心，服从国营企业的领导而工作，正有待于仔细考虑”(45)。 宝文堂书店在合营中的定位是，“以农村、工厂群众为主要读者，出版文娱材料和部分农村实用书籍，以适应工农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娱生活的需要”(46)。在具体的业务经营中要受到通俗读物出版社制约，出版社派武纡生、陈允豪、刘子言等到宝文堂分掌经理、编辑、行政等业务。宝文堂除接受通俗文艺编辑室的统一领导外，在行政和日常业务上，同时接受宝文堂书店经理的领导，全年的和分季分月的选题计划、组稿计划、编辑发稿计划，由通俗文艺编辑室和宝文堂书店经理协商制定，并由双方共同监督完成。一般书稿，由宝文堂书店经理负责审发，重要书稿(包括反映现代生活的戏剧、曲艺、书稿的序跋)送通俗读物出版社主要负责人签发(47)。在稿源、审稿等环节上，“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和北京市新闻出版处协助宝文堂的编辑与中国戏剧家协会、曲艺界协会、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处、北京市文联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立联系，并请他们派员参加编辑委员会，协助审查选题计划，组织稿源并协助审阅稿件”(48)。为了实现出版计划，宝文堂被要求熟悉情况，掌握政策，“面向各地戏曲、曲艺机关和戏曲、曲艺艺人，经常掌握各个省区戏曲的整理、改编、创作、演出情况，要熟悉很多戏改干部、知名演员和不知名但有才能的演员和社会人士，要参与各地的会演和讨论。在业务学习方面，首先要学习戏改政策，戏曲和曲艺理论，同时还要学习戏曲、曲艺的编写业务”，同时，“必须坚决贯彻通俗化为共同遵守的信条。大家都应该从思想上行动上认真体会毛主席所指示的普及与提高的完整的原则。在审读稿件的时候紧紧记住：主题是否健康，观点是否正确，文理是否通顺，文字是否通俗”(49)。 宝文堂的出版活动被纳入国家化的管理之中，按照计划经济的经营模式开展出版活动，通俗文化的生产不可避免地按照合作、分工等计划经济的方式进行。通俗读物出版社成立时确立的方针是：“以识字二千以上(即完成扫盲识字学习)到初中程度的工农兵干部为主要读者，根据国家建设和人民群众的需要，组织著作力量，编辑、出版通俗图书和期刊，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教育，宣传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法令，普及文化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为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服务。”(50)中宣部规定通俗读物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按中级以下和中级以上的原则进行分工，即通俗读物出版社的业务范围限于经营中级以下的通俗读物。通俗读物出版社与青年、工人等出版社的分工，按一般和特殊的原则划分，即青年、工人等出版社出版的通俗书籍分别地专以青年和工人为发行对象，而通俗读物出版社则出版以广泛读者为对象的通俗读物(51)。这种计划化的生产方式在配合国家政治、经济建设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艺生产的行政化、等级上的差异化等问题，这也是通俗文艺本身面临的问题。“在今天，仍有不少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对普及工作还有着轻视和忽视的残余……比如在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错误的见解，认为通俗文艺工作没有出息：‘只有水平较低的文艺工作者才去搞通俗工作，水平较高的人才能搞提高的工作’；‘通俗化很简单，只要采取一点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运用群众语言，那就通俗化了，没有什么艺术性’；‘通俗化是个技巧问题’等等”(52)。出版社以及文艺读物的等级划分，其实是职能的分配、文学生产计划化的必然产物。 新中国建立后，通俗文艺的出版逐步走向了分工、协作的状态，宝文堂也因此在整个的通俗文艺生产体系中获得了相应的位置。宝文堂成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一部分，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出版社，为了利润，也为了竞争，在他们周围组织了各种不同派别或各种不同集团的作者，我们的出版社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这样的组织者，也不应该把出版社仅仅看作是出版工作人员的事业，更不应该也不允许成为某些艺术爱好相接近的朋友集团或同仁性质的事业”(53)。宝文堂等私营书店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出版机构，也意味着通俗文艺生产进入组织化的进程，被控制在相应的范围内，一切按照指导、计划、需要进行，有关竞争、利润等问题被极大地弱化，而由国家政治、经济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就是在这种控制与保障并存的格局下，通俗文艺生产保持着既定的秩序，呈现着国家化、政治化的特征，从多元走向一元。 结语 宝文堂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众多从事通俗文艺生产的民营书店中一个具有典型性的书店，它的变迁凝聚着新政权领导下文艺生产机构变革中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含义，可以说它的变革与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息息相关。1949年后政治革命转向社会革命，社会改造成为主要的革命形式，文学艺术改造因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密切受到更多的关注。宝文堂书店作为文艺生产机构，自然避免不了被改造的命运。这种改造既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改变，也是思想文化领域纯洁化的需求。宝文堂书店转向国有，通俗文艺的生产也相应地遵循社会主义的道德、情感逻辑，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其依据的是从解放区传承的文艺思维和工农兵方向，与此同时，被认为是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情感的城市通俗文艺的合法性不复存在，最大程度的工农兵化则成为通俗文艺的出路。通俗文艺的含义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除了通俗易懂、易于接受之外，通俗文艺的功能和形式已经被赋予了更多的革命的意义和功能，它的内容是以“进步”作为前提的，并以此供给读者，对其产生深刻影响。可以说，1949年以后的城市文艺依据政治属性出现了新的等级，与所谓资产阶级的消遣、娱乐相关的文学属性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而新的通俗文艺则因为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工农兵化，承载着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文艺普及、文艺宣传的有力工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