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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宝文堂和大众文艺创研会 与民营书店面临的困惑不同，新文艺工作者明确通俗文艺发展的方向，但势单力薄，在短时期内难以组织有效的生产。有人就提出，“对私营出版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得不够。目前在全国出版业中，私营出版业还占有极大的比重……目前国营新华书店的生产量，仅占全国出版业总量的四分之一”。同时，民营书店“所出版的东西，绝大部分不适合人民的需要了，人民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又拿不出来”(16)。这种不同层面的问题也使得新旧文艺工作者的联合成为一种可能，对于宝文堂来说，这种联合首先是从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开始的。 为解决新旧文艺的联合以及新的大众文艺的创作问题，热衷于大众文艺的赵树理、老舍等人于1949年10月成立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宗旨是“团结北京市新旧文艺工作者，及有创作研究兴趣者，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总方向指导下，共同学习、研究、创作、展开北京市普及的新文艺运动”(17)。这一组织致力于生产新的通俗文艺，进行文艺普及，同时借此来改造“旧文艺工作者”(18)。 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不但致力于进行通俗文艺的创作，对通俗文艺的出版机构也予以帮助和改造，宝文堂就是它联合和帮助的对象。之所以选择宝文堂，原因在于大众文艺研究会以文艺普及为目标，他们所生产的大众文艺的形式、受众和宝文堂存在很多一致的地方。苗培时认为：“我们现在搞普及文艺运动，提倡大众文艺，改造旧曲艺唱词，对于专门出版这类书籍，而且对于广大农村，有着深厚影响的宝文堂，是应该放上一定的力量的。因为改造宝文堂这个印刷发行的阵地，使它由印刷旧的曲艺，改进印刷新的曲艺，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怎样对待那些旧曲艺文学的态度问题。”(19)重要的是，在新文艺工作者看来，“开展通俗文化和文艺的工作，我们觉得，有重点地争取旧出版家共同来搞是一条近路。因为他们的社会基础较深，影响又很普遍，经过他们的发行网，很快地就可以把我们新内容的通俗书籍，传播到广大农村中去了。像宝文堂类型的书店，上海、天津、广州、西安……等大城市都有”(20)。新文艺的出版力量薄弱，而宝文堂书店恰恰有它所欠缺的资源，这和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文艺改造的思路和政策是一致的。“要做好这个工作，只靠一些新的文艺工作者，是不够的，必须把广大的新旧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21)。因此，王亚平、苗培时数次访问宝文堂，并介绍刘善政和刘玉铮加入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使文艺工作者与宝文堂取得联系，逐步的开始了编辑、出版新的大众文艺作品的工作”(22)。 新旧文艺阵营各取所需，一方需要政治利益，一方需要继续生存，合作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对新文艺阵营来说，生产新文艺，为政治服务无疑是首要的，但经济利益同样影响这种合作的发展，因为民营书店对自身利益也有诉求。对宝文堂的初步改造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展，既是因为解决了“向何处去”的困惑，更重要的是使其获得了发展的空间。一方面，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通过“打通他们的思想，鼓励他们做新的出版工作”，“经过好几个月的讨论和研究，这两位先生，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委托我们编一些新的大众文艺作品，交宝文堂印一下试试看”(23)。“凡是由创研会编写、改写好的一些唱词，宝文堂完全印刷发行。现在创研会已经供给了宝文堂一百二十八个新唱词，宝文堂可以印成六十多本薄本，保证发行到广大农村中去。据宝文堂的经理人刘善政先生说，只要有六百多个新的唱词供给我，我就可以把现存的旧唱词，全部销毁纸版，决不再翻印了”(24)。另一方面新的通俗文艺的出版效果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进一步促进了宝文堂的改革。首先，大众文艺创研会利用宝文堂旧戏本、旧唱本的版本形式，编辑了新曲艺和新戏剧的普及本，共四十多种，销售九十二万册，此后印到了一百二十多种。据宝文堂的报告，这种普及本已经深入到华北各地农村庙会书摊上，远到东北的齐齐哈尔，西北的宁夏、甘肃等省。其次，建议宝文堂编写一些学生应用的大小字帖、模范作文等，写着歌颂毛主席、东方红等新内容的大小字帖，销售了十万册。再次，编了一本新历书，由宝文堂联合过去出版历书的各书店出版，在形式上要尽量照顾农民的习惯，在内容上删掉旧历书的有毒部分，保留或修改那些无害的内容，增加一些政策法令、生产知识、科学常识、家庭卫生以及应用文字和文娱材料，这本历书销售约有六十五万多册(25)。而宝文堂新的时代性特征更体现在以“健康”的内容配合宣传。“一开始宣传婚姻法，它就印行了包括鼓词、单弦、快板、相声……各种形式的手册十五种，由邮局发行了六十万册”。因此宝文堂书店里的出版物与以往已经大不相同，“新书架上摆着一排排的《新曲艺》、《新评剧》，亮亮堂堂，精神十足。三年前占据这间小屋的《包公夸桑》、《黛玉悲秋》、《杀子报》、《绣荷包》，都已经无影无踪了”(26)。这种情形促使宝文堂的经理在经历了短暂的“彷徨”之后坚定了新的发展方向，“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应该好好地替人民服务，为了自己赚钱，还再故意印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作为一个拥护民主政权的商人来说，实在是不应该的”(27)。这种想法无疑代表了一种社会趋势，就像郑振铎曾就上海出版公司的出版计划所说的，“公司出书计划，必须面对人民的需要，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采取‘自由主义’也”(28)。 新的内容是新的通俗文艺的主要特征，与此同时，旧形式仍然是需要加以保留和利用的，因为通俗文艺作为新中国建立初期贯彻“普及”方针的最佳载体，教育群众无疑是最重要的目的，而这需要以被群众接受为前提。周扬认为：“人民要看电影、戏剧等，这就是需要。人民看了戏、电影、文学作品以后，要能够教育他，提高他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他的文化水平，这就是利益。所以文艺是党和国家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共产主义教育的强大武器之一。所以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学、新艺术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极重要的部分。”(29)文学艺术特有的形式也有助于宣传政策、扩大影响，比直接的政治宣传的效果要有效。而通俗文艺作为一种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文艺形式，无疑更具宣传的优势而备受重视。大众阅读趣味倾向于通俗文艺也是事实。“最近我们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谈到喜欢些什么书，不喜欢什么书和需要些什么书的问题。这些读者，大都是新解放区的知识青年，文艺爱好者”，他们“不喜欢读描写工农兵的书，说这些书粗糙、缺乏艺术性。说这些书既看不懂也不乐意看。又说这里主题太狭窄，太重复，天天都是工农兵，使人头疼”；“他们喜欢冯玉奇的书，喜欢张恨水的书，喜欢‘刀光剑影’的连环画。还有一批人则喜欢翻译的古典文学，或者巴金、冰心等人的作品”(30)。可以说，通俗文艺的旧形式在群众中有巨大的接受空间。宝文堂等书店在改革中采取“能说能唱的文艺形式”，这种“群众最熟悉的形式”“能够让人听得懂，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利用一些广大群众习惯上的日用工具书来进行增添改造，是最容易为群众接受的”，因此宝文堂所生产的改编的新历书、大小字帖、看图识字等“都成了畅销的东西”(31)。 与此相关，通俗文艺生产者和读者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宝文堂书店的编辑就说：“今天的买主可都是自己看，而且要检查内容，这也许是新气象吧？”宝文堂老板刘善政也说：“从前是买主听咱们的，有什么算什么，现在得听买主的了。一出戏唱开了，就有人来买本子。《小女婿》都已经卖了近二十万本了。有一件大事、大运动，就有人来买宣传材料。”(32)可见，随着新政权的建立，新的社会风尚和政治要求使得革命、进步逐渐成为文学生产和阅读的趋势和潮流。读者、作者、出版者关系出现的变化，尤其是读者在其中的定位和意义已经与以往不同，意味着创作、出版和阅读由以往松散的、随意的关系逐渐变得一体化和同质化，这也是通俗文艺生产的商业性和消遣、娱乐性转向革命性、政治化、组织化所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