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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律美学的自闭性 我很同意把美理解为“艺术行动”的提法，但在其性质问题上，我和旭光君有个不同的意见。他的看法来自康德，认为审美和认知、道德与官能满足等人类其他活动有很大的差异，是种“自律”的活动，换言之，是一种非认知、非功利性的活动(刘旭光8)。康德这种看法在西方有很大影响，席勒的审美游戏说、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美学等，大多以此为理论源头。中国近些年来的文艺观念也自觉不自觉体现出这种影响，很注意强调文艺的自律性，甚至用这种自律性作为文学史编写的理论基础。这当然是件好事情，好就好在它让我们多关注一下文艺自身的特殊性。特别是对中国，对一个历史上让文艺承担了太多认知、功利性责任的国度而言，提文艺的自律，有很强的针对性，甚或有着知识分子深层的“自保”意图。如果审美活动果真成为一块自由的“领地”，无疑就有了某种话语赦免权，历史上的许多悲剧就可以避免重演。这种意图不难体谅。 问题是，如果承认马克思“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01)的这个判断，审美活动就不可能同认知、道德、官能满足等生活活动彻底撇清关系。人活在人群中，人的审美活动尽管特殊(每一种活动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却也必然会同其他生活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隔断，那只是一种愿望和想象。想象毕竟不是现实，如非得把它当作现实，这样的现实即马克思所讲的“抽象物”。就像巴台农神庙(Parthenon Temple)的美，绝不仅仅意味着大理石柱廊多立克式(Doric Order)的古朴、静穆，黄金分割的优雅、恰当，而是意味着当时走在街道上的雅典公民，意味着他们战胜波斯后的骄傲，他们的信仰，他们对勇敢的确认。美体现在他们的生活体验当中，里面有认知，即便不同于哲学的玄思；里面有道德，哪怕勇敢只表现为散步时挺起的胸膛；里面也有感官的享受，只需看看他们望向神庙时肃穆或惬意的表情。如果抽去这些，我不知道巴台农神庙的美，是否会只剩下一些形式上的数据。我想，康德自律美学不现实的地方就该在这里。抽象可以划分存在，却不能替代存在。马克思在后半生，非常忌讳唯美主义的诗人参加到工人运动中来，称这些“职业文人”“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②根据恐怕也在这里。 马克思为什么用“灾难”这个词？在我想来，大概是将抽象理解为现实存在，会看不清审美，也看不清现实，在有些时候，指其后果为“灾难”并非危言耸听。想想为我们某些教科书推重的“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时代，想想嵇康、阮籍、陶渊明等人潇洒文字内里的煎熬和不潇洒，甚或想想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时期，毛泽东让知识分子向群众学习的苦衷，该不难体察这点。看不清，意味着蒙昧；蒙昧有很多种，自律美学当居其一。人存世间，审美活动很重要，但不意味着其他活动不重要，比如经济、政治、宗教等，甚至比审美更重要。由此就不难理解，柏拉图指责荷马时，为什么理直气壮地采用“真实”这一认知标准；③亚里士多德为诗人辩护，说“诗比历史更真实”(81)时，为何也沿同一个尺度。不是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话没有问题，但否认审美活动中有其他活动的因子，肯定会有问题。 如果查勘一下审美活动的历史和今生，会发现没有哪一个活动真正能摆脱其他活动的纠缠。这不是审美活动的错，错的只是我们的观念，说明自律美学的观念并非出自审美活动的实际“语境”，而是来于他处。对此，杜威曾说过这么一段话：“有些理论将艺术及其鉴赏归入到某一独立领域，同其他经验方式隔离开，这样的理论并非从艺术题材本身推导出来，而是明显出自那些外部条件的影响。”这些“外部条件”包括：1.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掠夺艺术品，修建美术馆，以炫耀自身武力；2.资本主义制度下，暴发户(nouveaux riches)、收藏家包括国家社群显示自己文化品位的心理；3.商业全球化趋势下，艺术品批量生产后“土生土长地方性的流失”；4.艺术家拒绝迎合经济潮流所采取的审美“个人主义”姿态(Dewey Art as Experience 8-10)。杜威的概括周详与否姑且不论，但它对博物馆艺术、艺术商品化、审美精英化的批判，既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同审美现象背后相同的自律美学观念，又可以令我们明白，这种观念的产生就脱离开了审美活动本身的语境，是其他人类活动，特别是资本经济刺激下的产物。 杜威没有看到，或者他没有说，自律美学其实也是近代自然科学观念的伴生物。邓晓芒先生把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思想看作是文艺复兴的延续(邓晓芒6)，在反对神学蒙昧的意义上，这有道理，但不全对。我一直以为，英国经验主义、法国启蒙运动等，在继承文艺复兴人学思想的同时，更有反拨；反拨的是后者向古希腊罗马复归的理想化倾向，它来自1527年查理五世对罗马的劫掠，几乎一夜间扑灭了理想的燥热，迫使人们面对严酷的现实。在这种背景下，弗·培根开始压制形而上学的冲动，从认识论的角度确认知识在经验“实验”中的合法性，从而为自然科学提供了哲学的依据。这样做的时候，培根也颠覆了古希腊以来的美学传统，不再把审美活动当作真善美的统一，后三者各成方圆，自行其是。哲学(包括自然科学)“切不可给我们的认识装上翅膀，反应挂上铅锤，以免跳跃和飞翔”(Bacon The New Organon 83)。“飞行”是审美活动的特权，是想象，是虚构。“想象不受物质规律的约束，它随心所欲[……]它提供的只是虚构的历史[……]这种虚构的历史可以给人心提供虚幻的满足”(Bacon “Advancement” 89)。这样，就不能用真，也不能用善来要求审美活动，它只是一种闲情逸致，是一种“纯净的趣味”。我们常说自律美学从康德开始，实际上应该是培根。④培根的美论“虚构”审美活动的同时，也“虚构”了自律美学本身。因此，尽管我不完全同意邓晓芒先生的某些意见，却很赞同他对康德道德学说的判断(同样适用于康德美学)，即它是“非历史的”，是“脱离尘世和客观世界一切可以把握的对象，只是对超验而不可知的彼岸世界的一种主观假设”(邓晓芒11)。 自律美学的自闭性，非但不符事实，在理论上也封闭了审美活动进入日常生活实践领域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