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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道教信仰也与生日风俗相互影响。一方面，南宋人在生日中还借助道教的斋醮仪式来祈福祝寿，这从南宋大量的青词中可以看出。另一方而，道教徒也接受了生日这一风俗，为各路神仙编造生日，在其生日时举行各类活动，吸引信众，扩大其影响，如周必大在《玉堂杂记》中所记：“邑人以是日为周生侯生日，迎会颇甚……闻是日乃吕洞宾生日。”[12]道教中的重要神仙、民众中各地土神，都有一生日，这在北宋及唐代是不可想象的。 由以上材料可以推知，生日习俗萌芽于南朝，历唐、北宋，完成于南宋；参与者由佛教徒、皇族、普通民众而及于士人，直至南宋，成为社会普遍遵守的重要节日。因此，南宋所流行的生日风俗祝寿词的创作提供了最基本社会氛围。 其次，受政治因素影响的生日风俗，对于寿词创作的内容、主题及情感基调有着重要影响。生日风俗在普通民众中与其它节日区别不是太大，但在官僚阶层中却承担了更多的政治因素。南宋政坛整体上呈一倒退态势：君主无才，权臣当道，官场中人际关系异化。《全宋词》中祝寿词的作者数量非常多，身份复杂。这其中不仅包括专力于文学创作的词人，更有许多官僚。许多人只有一首词作，而往往就是一篇寿词。创作对象不仅是亲人，更多的是同僚、朋友、上级官员甚或官员亲属。在南宋时期，祝寿词已经成为一种交往手段，而并非单纯的文学创作。祝寿词中有许多是代人而作的，如李曾伯的《沁园春》“代寿尤制帅”、《水龙吟》“代寿贾秋壑”等，这些代作者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枪手。此类作品完全是一种应酬奉承之词，丝毫没有个人情感而言，当然也谈不上什么艺术成就了。 祝寿词的兴盛在某种程度上是南宋吏治腐败的有力证据，间接证明各级官员关系的异化，已经违背了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此时的生日风俗，成为官员之间交际的重要媒介。在权臣执政时期，下级官员以各种方式进行奉承，借生日献寿词即是其中一种手段，如秦桧当朝时，“(桧)每生日四方竞献奇宝，金玉劝盏为不足道，至于搜尽世间之奇。”[13]下级官僚献寿词多如牛毛，如秦桧生日时，孙仲鳌献寿词，“其后言者以为过，有旨禁之，仍著令”[14]。再如贾似道“每岁八月八日生辰，四方善颂者以数千计。悉俾翘馆誊写考，以第甲乙，一时传颂，为之纸贵，然皆调词呓语也。”[15]由此可见，生日成为官员向当权者献媚的重要途径，寿词阿谀太甚，以至于需要政令干预。不过，这种现象难以以政治手段加以遏制。可以想象当时的文人创作祝寿词的盛况。 另外，许多寿词是为上级官僚的亲属而作，或其父母，或其妻妾，这就更加证明了祝寿词创作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实目的在于讨好上司，如陈著的《珍珠帘》“代寿秋壑母”等。尽管北宋也有少量的寿词，总体而言大多为亲朋之间或同僚之间偶尔间作，并且若是向上级官员或其亲属献此类作品的话，是受到批评的，如“文潞公(文彦博)守太原，辟司马温公为通判，夫人生日，温公献小词，为都曹唐子房峻责。”[16]南宋却几乎人人皆作，包括辛弃疾等爱国词人。后人认为，“幼安忠义之气……见有同心者，即鼓其义勇，辞似颂美，实句句是规励，岂可以寻常寿词例之。”[17]这实际上就承认了大多数的寿词的“颂美”的本质。另一方面，考辛弃疾寿词，大多类似投谒、应和之作，浮夸之气充溢词中，如《最高楼》“为洪内翰庆七十”： 金闺老，眉寿正如川。七十且华筵。乐天诗句香山里，杜陵酒债曲江边。问何如，歌窈窕，舞婵娟。 更十岁、太公方出将。又十岁、武公才入相。留盛事，看明年。直须腰下添金印，莫教头上欠貂蝉。向人间，长富贵，地行仙。[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