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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无论是强调修辞性优先于逻辑性, 还是试图模糊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的界限,德里达及其追随者的上述两种努力所促成的无非是一种结果, 那就是所谓的“文类不确定性”。也就是说, 在德里达看来, 有了所谓的“普遍文本”,加上文学语言与规范语言之间界限的消失, 文学和哲学(包括科学)之间的文类差别变得模糊不清, 甚至要彻底消失了。 于是, 哈贝马斯立刻把批判的矛头转向所谓的“文类不确定性”。他认为, 文类之间本来有着明确的界限, 而且, 这种界限的存在是合理的。没有文类之间的明确划分, 也就没有现代学术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更谈不上会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代学术成就。从这个意义上看, 学科分类不但无可厚非, 而且大有必要, 并且必须继续予以保留和加以完善, 就像社会分化不能取缔, 反而必须继续进行并推向深入一样。或者说, 学科分类作为社会分化的结果, 是有其存在理由的, 必须予以肯定。只要社会还有分化, 学科就必须分类。哈贝马斯说, 康德也好, 黑格尔也好, 他们当然都堪称是作家, 但首先还应该是哲学家, 而且主要是哲学家。 学科的分类本来是不言而喻的, 文类之间的融合同样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看一看西方思想史, 很容易就会发现, 几乎所有的思想大家都是跨文类的。但跨文类并不等于要抹杀文类之间的差别。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 我们可以把阿多诺的部分著作当作文学范文, 但不能因此就否定阿多诺的哲学成就, 或者说, 不能因此就把阿多诺说成是文学家或美学家。这样做, 不但把阿多诺的哲学成就和文学意义混同起来, 而且还误解了其哲学思想及其美学价值。同样, 我们也可以从阿多诺的那些具有文学价值的篇章中读出其哲学的深刻涵义来, 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些篇章与其哲学著作之间的文类差别, 尽管这种差别可能是比较微弱的。 因此, 针对德里达及其后继者所主张的“文类不确定性”, 哈贝马斯把自己的批判立场明确表达如下:“把哲学、科学和文学之间的文类差别消除掉, 表明哲学讨论对文学有了一种新的理解。而哲学讨论正是在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转向, 亦即语言学转向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语言学转向把主体哲学的遗产清除得一干二净, 其方法十分粗暴。只有把诸如自我意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等内容从哲学的基本概念中彻底驱逐出去, 语言才能获得独立(从而取代主体性), 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存在秩序, 成为令人眼花缭乱的能指和相互之间充满竞争和排挤的话语。如此看来, 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逻辑学和修辞学、严肃话语和虚构话语等相互之间的界限, 被(思想家和诗人共同掀起的)打通文本运动的大潮冲刷得干干净净”。 [7] 哈贝马斯的矛头虽然针对的是德里达及其继承者, 或者说是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但他可能没有想到, 并非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极端主张文类的不确定性, 都热衷于主张文学中心主义, 起码我们所熟悉的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就不是这样。甚至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 在很大程度上, 哈贝马斯和罗蒂的观点竟然是十分的默契, 至少他们在对待学科话语上是基本一致的, 尽管他们所捍卫的现代性模式相去甚远, 一个主张现代性尚未完成, 一个却坚决主张转向后现代。 罗蒂认为, 文学语言主要是隐喻, 这就决定了文学语言的逻辑空间和可能性的领域永远是开放的。因此, 文学语言就其本质而言是反本质主义的。罗蒂没有正面阐述他的文学观, 而是通过对解构主义文学观的批判来突出自己的文学观。他一方面肯定解构主义关于文学非本质主义的观点, 另一方面又反对解构主义用文学重建本质主义的做法。罗蒂认为解构主义这样做, 实际上是把哲学变调之后重新推到中心地位上, 他们消解文学与哲学的界限, 目的不是要强调文学, 而是为哲学的统治地位寻找一条新的合法性途径[8] 。 罗蒂的观点和哈贝马斯之间的一致性用不着我们再作进—步的阐述。简单地说, 罗蒂实际上是把哈贝马斯想说但未能说清楚的内容阐明了出来。我们在这里引用他的观点和哈贝马斯进行对照, 一方面是想用他的观点进一步补充和阐明哈贝马斯的论述, 另一方面则是想借以说明现代性批判虽然产生了两条不同的进路, 但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 这就是文化机制不能再有中心, 必须代之以对话机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