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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哈贝马斯在对德里达所主张的“普遍文本”提出批判立场后, 立刻转向文学语言问题, 关注文学语言是否具有自主性, 是否具有本质性的特征。不无巧合的是, 这个问题也是余虹教授与陶东风教授争论的根本分歧之所在。 与平时一样, 哈贝马斯没有直接阐明自身对于文学语言的理解, 而是通过对德里达与塞尔之间的争论进行总结和评述, 表达了自己对“文学语言”是否具有自主性这一问题的独特看法。 20 世纪 80 年代末, 德里达对美国语言哲学家奥斯丁(John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 并与奥斯丁言语行为理论的继承者和发展者约翰·塞尔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他们之间的争论显然与奥斯丁的言语行为规范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众所周知, 奥斯丁着眼于“常规的”语言实践, 或者说规范的语言实践, 进而再抽象出这种语言实践的范本, 剔除了语言实践中那些寄生的、派生的非正常的表达。也正是由此, 德里达与塞尔展开了他们的争论, 其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 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是否像看起来的那样成功地迈出了可靠、权宜而又有条理的一步, 推动了人们对于语言的深入理解[3]。 塞尔根据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指出, 诗性的语言(文学语言)不同于规范性的语言(日常语言),它具有一定的创造能力, 能够创造一个非现实的层面。日常的语言表现出的是交往功能, 它会在言语者与听众乃至所表现的事态等方面建立起关联, 从而具有言语行为的力量。而诗性的语言搁置了语言的言语行为效力, 仅仅是对于日常语言的一种摹仿, 带有虚构性。 这样的观点当然受到德里达的有力批判。在他看来, 规范语言即日常语言中, 同样也充满了虚构因素、叙事因素。规范语言和文学语言一样, 要遵循的首先并不是现实的、日常的那些规定性的因素, 而是一种叙事原则和结构手法。换言之, 无论是规范语言还是文学语言, 都要遵循一种修辞学的法则。这样,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之间的界限就消失不见了。科学、哲学等学科所使用的语言当中, 也充溢着诗意的语言所具有的那种修辞的性质, 这就和文学语言没有了本质的区别。由此推论, 文学的本质自然也就丧失了其规范性。 面对德里达与塞尔在语言问题上的分歧, 哈贝马斯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在他看来,“如果我们听从德里达的建议, 剥夺掉哲学思想解决问题的义务,并把哲学思想转变为文学批评, 那么, 哲学思想所失去的就不仅仅是第一性, 而且是其创造性和积极性。相反, 如果像德里达在美国大学文学系的追随者所做的那样, 让文学批评不再关注如何掌握审美的经验内涵, 而是关注形而上学批判, 那么, 文学批评将失去其判断力。把一种研究错误地等同于另一种研究, 使双方都失去了实质性的内涵。这样, 我们就回到开初提出的问题。谁如果为了减少自我关涉的矛盾, 而把激进的理性批判转移到修辞学领域, 就会削弱理性批判自身的尖锐性。消除哲学和文学之间的文类差别, 是一种错误的要求, 并不能把我们带出困境” [4]。 哈贝马斯认为, 言语行为在文学文本中所失去的力量, 在日常交往实践中却保持了下来。在日常交往实践中, 言语行为的活动领域不是虚构的世界, 而是具体的行为语境。参与者不是要试图了解它, 而是必须熟悉它, 并且不能置身其外, 而必须亲临其境。在文学文本中, 言语行为的目的是让人接受, 读者在接受过程中虽然和文本世界有了一定的联系, 但并没有完全被文本所吞没, 甚至可能因此而与文本疏远开来,这和布莱希特所说的陌生化概念有相近之处。 从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来看, 哈贝马斯认为,哲学文本、科学文本等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文, 所要求的有效性包括陈述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表达的真诚性以及价值的优先性[5] 。这些要求既针对言语者, 也面向接受者; 双方有一方不满足这些要求, 交往就无法实现, 文本也就不可理解。相反, 文学文本虽然也要求具备这样一些有效性, 但它们只适用于文本中的人物形象, 对读者没有约束力。这就是说, 读者即使不能满足这些有效性要求, 他也同样可以和文本之间建立起一种交往关系。因此, 哈贝马斯认为, 文学言语行为和哲学、科学等言语行为之间不同的地方, 就在于它不具备以言表意的力量,“叙事内容在意义和价值上的内在联系, 只对小说的人物形象、第三人称以及转变成第三人称的人物形象有效, 对于真正的读者则没有什么价值”。 [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