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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接下来还要问的是：当时的中国是不是只有陈独秀、鲁迅、胡适？这也是一个偏见。那个时代确实也有很多年长的学者在积极从事学术工作。但我们现在编撰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历史，开端就是“五四”，中国历史进入现代是从“五四”开始的。“五四”是照亮历史的灯塔，但是灯塔是有局限的，凡是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就是一片黑暗。“五四”以前或者“五四”以外的生活历史，比如当年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遗老”的工作，就不可能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这样一种情况属于正常吗？从理论上来说，并非不正常，因为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历史，不是说当时的“50后”“60后”不存在，其实都是存在的，但是一旦遇到那个突变的十年，世界大势(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等等)与中国形势(民主共和)发生激烈碰撞，碰撞的结果就是诞生了革命性、创造性的“80后”“90后”群体，这是历史赋予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缔造出了史无前例的新人群体。 我把这样一个现象解释为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先锋”因素，“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具有先锋性而非常态的，像我们现在的环境是常态性的、按部就班的自然发展。常态的社会也许千百年来都是在慢慢地进化，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值得纪念，就在于它突然之间产生了“先锋”作用。范式一下子变了，历史话语权一下子被移交到“80后”“90后”的青年手中，由他们大踏步地向前迈步。这样一来，中国的命运就发生了改变，20世纪的中国不再是延续了2000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笼罩下的国度。 关于“五四”的先锋精神，我想稍微多说几句。因为这是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相当特殊的文化现象，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发生过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给这批年轻人创造了去改变中国命运的客观条件？这个条件不是权力机构给的，而是在中国思想土壤里刚刚崛起的民主意识突然爆发出强大力量。皇权专制体制突然崩溃，千年的封建大厦土崩瓦解，传统断裂了，每个人的个人命运都有机会与国家、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巨大的创造能力就是来自于中国青年当家做主的意识。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个浩浩荡荡的青春运动，就是青年运动。我们现在为什么定“五四”是青年节？因为这是青春的，是青年的运动。在这个青年运动中，陈独秀和鲁迅没认为他们自己是青年，他们当时都被认为是年长的一辈人，但是他们创造了一个青年的、青春的运动。我把这个运动界定为一种“先锋运动”。“先锋运动”是发生在一战前后世界性文学文化思潮，意大利、俄国、法国、德国都有发生，而在中国就产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西方先锋运动对中国自然会发生影响，当时《新青年》《东方杂志》等著名刊物上就有很多介绍西方“先锋运动”的文章。“五四”作为一种“先锋运动”的特征，为什么说它是先锋的？ 首先，先锋运动对于社会秩序的猛烈冲击。它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自律运动，而是企图重新激活艺术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来打破陈旧、缓慢的社会进化轨迹，用激进的方法来批判社会，推动社会的快速进步。这样我们就理解为什么“五四”精英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状做如此激烈的批判，甚至全盘否定。其次，这种批判的彻底性还表现在对于批判者自身也做了同样否定性的反省，批判者不是在批判社会大众时高高在上，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神”，而是把自己也看作是旧社会的一员，在自我否定中强调自己必须蜕旧变新，成为新的人。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最典型地描写了这种极端的心态。狂人发现了他周围的人都在“吃人”以后，渐渐地发觉一个可怕的事实：原来自己以前也是吃过人的。这样就把人类身上遗传而来的兽性普遍化了，任何人都没有特殊性。唯一的道路就是每个人自己去反省、去觉悟、去克服自身的吃人本性，这样才能做新的人。需要强调的是，鲁迅描绘的这样一种通过自身的反省方法来完成自己的蜕变，正是一种个体的觉悟，让觉悟了的伟大个体从无所不在的庞大的社会传统中决裂出来，并且反过来与之对立、与之斗争。这就是作为先锋性质的“五四”给我们带来的伟大的“个人的发现”(郁达夫语)。鲁迅这种决心自食式的批判精神和个人主义，在郭沫若的新诗、郁达夫的小说里也是可以处处体察的。不是某个先知先觉的天才意识到这些问题，而是整个时代的先锋性思潮决定了激进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 鲁迅、郭沫若这一代人都有着一种大无畏的天马行空精神。他们不仅否定旧的历史社会，还否定了从这种历史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自己，但这种自我否定不是消极的，而是把自己身上的坏的因素(历史遗留下来的旧因素)否定以后，就能产生新的生命因素。这个新的生命因素就是青春活力，就是最宝贵、最活跃，也是最单纯的、最充满力量的精神。而这正是我认为我们今天最缺乏的精神。今天的社会应该是80后、90后的舞台，应该由80后、90后们来讲“五四”，来讲鲁迅，来讨论应该从“五四”继承什么，否定什么，青年人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锋。青年人要有自信来感应时代对青年的召唤。但这需要青年人自己争取，如果你自己不争取，时代不会提供给你。“五四”时期也一样，也是靠陈独秀、鲁迅他们自己去争取改变自己的命运。青年人自己要充满活力，这样才能把我们国家带到一个新的未来。 然而，“先锋”也有自身的问题。先锋精神不会属于大多数，总是少数有先锋精神的人带动了大多数，“五四”先锋精神最后融汇到激进的政治斗争中去，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改变国家命运，那就是陈独秀、李大钊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的建党活动，张国焘、张申府、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精英都加入进去了。“先锋”是一种具有革命性、反叛性的精神，它本身的存在形态都很短暂。先锋的文化运动最终会转移到实际的政治运动中去，欧洲的先锋运动也是这样。另一方面，当社会主流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先锋”也会慢慢被主流文化所接纳，“反主流”最终会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道风景。反叛者一旦成了社会名流、著名学者、媒体明星，那就不再是“先锋”，而变成“常态”的一部分。像胡适、傅斯年一代人都是这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