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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语言：文学与语言之间的叠合 苏轼曾形容自己的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15]，当代作家汪曾祺也提到，“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中国人说‘行文’，是很好的说法。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16]语言的内在流动性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再流动的语言就是一种死语言，失效的语言。因此，对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任何界划与区分，都避免不了语言流动性造成的冲击与破坏，从而使任何明确的界划都成为不可能。形式主义关于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之间的差异性研究，并不能取消语言在常与反常之间的变奏，事实上，自动化与奇异化概念揭示的恰恰是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相互转化的规律；布拉格学派关于标准语与诗语言的分析，更是致力于二者之间的张力关系及这种关系所引发的语言变化态势的研究；从语用学视角对科学语言与诗歌语言的划分，最终也走到逻各斯与神话互补共生的道路上来。可以说，流变性是整体语言流的特征，也贴切地描述了语言流中形形色色的言语支流聚合分散、汇流分流的现实情状。我认同洪堡的看法：“语言就其真实的本质来看，是某种连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事物。……语言的真正定义只能是发生学的定义。……语言中最深奥、最微妙的东西，是无法从那些孤立的要素上去认识的，而是只能在连贯的言语中为人感觉到或猜度到(这一点更能够说明，真正意义的语言存在于其显示发生的行为之中)。”[17]从发生学视角看，语言就是那种在持续流动中减损消逝并增补更新着的事物，其不竭的动力源泉来自人们言说处于流变中的事物的根本需要。文学语言在语言流中，时而沉潜汇融而了无痕迹，时而奔腾跌宕而先声夺人。 关于文学语言，有把它视作文学的质料，是与文学形式相对而言的混乱素材；有把它看作文学的形式，通过自我凸显来确立文学是其所是的本质；有把它限定为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以作品的物性存在为其划界；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文学语言是具有文学性的语言，它也可以存在于非文学作品之中。在此，我把它作为一种文学活动中的语言现象来看待，它涵盖了文学活动与语言活动相交接的全部现象。从这种宽泛的文学语言视野出发，能将前面几种不同层级的文学语言观念囊括其中，而且可以避免片面分化的危险，尽可能地顾及文学语言运作的复杂性和微妙性。依据下图，可以获得对文学语言流变规律的相对直观、动态的理解。  图一语文学图二正常状态图三危险的临界点 在上面这组图中，每组由两个虚线圆环构成。一个表示语言活动的范围，一个表示文学活动的范围。由于这两种活动都不是封闭的，其边界都存在位移和张缩，故用虚线勾勒。语言活动和文学活动的叠合地带就是文学语言安身立命之所在。图二所示，文学语言恰好处在语言与文学之间，是文学语言存在的正常状态。它可以向语言活动区域扩张自己的领地，在此演化过程中语言活动区域与文学活动区域渐趋重合汇融，文学语言的特性几乎消融殆尽，如图一所示；文学语言也可以为了标识特性，确立自我同一而尽可能地远离语言活动区域，导致语言活动与文学活动交叠地带渐趋缩小，如图三所示：文学语言由于拒绝平庸，抗拒规范，甚至抗拒意义的负累，兀自耸立在语言和文学的接合点上，也是危险的临界点上。这种状况恰如纯粹的语言游戏，是文学语言本质纯化的一种极致状态，也是语言活动和文学活动分离的极致状态。正如二者完全重合，成为语文学，是一种假设的理想状态；二者分裂到唯一的接合点，成为空洞的语言游戏，也是一种不可能状态，面临着文学的彻底消失。不妨把它看成是一种对于文学语言之不可能性的临界试验，是科学主义的文学语言研究或诗学研究走入穷途末路的标志。人们对文学语言的认识，一般来说，经历了从图一所示，语文学的混融状态中出发，达到图二所示正常状况，而后在科学性诉求的推动下遭遇图三所示的危险的临界点，然后重又复归正常状态。语文学的状态和几乎完全分裂的临界状态，最广阔最丰富但缺乏自觉性与最狭小最贫困但自我同一的两极，构成了文学语言运动的张力，也标示了其活动的极限；在此范围内考察文学语言边界的游移变化，更能全面了解文学语言的运演规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