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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是反自动化的，是破坏规范和程式的语言功能，这种功能的实现恰恰是什克洛夫斯基提倡的“奇异化”或陌生化手法的结果。突出和奇异化都强调意识的主动介入，强调语言的自我彰显，都是拒绝语言的交流功能而注重语言的审美功能。奇异化相对于日常化、自动化而言，通过反常而凸显，是以日常语言为背景；突出相对于规范化、程式化而言，通过越轨而实现，是以标准语为背景，“对标准语的规范的歪曲正是诗的灵魂。”[10]因此，可以说，标准语与诗语言之间呈现为一种规范与超越规范的张力关系。甚至在诗语言内部，如果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也同样存在规范化与超越规范的冲动。 在将“突出”与“奇异化”作比较中，一个一开始就存在的、含混暧昧的问题浮出水面：穆卡洛夫斯基的“标准语言”与什克洛夫斯基的“日常语言”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是等同的吗？为什么自动化成为二者共同的特性？它们作为非文学语言存在何种差异？这种差异是人为建构的还是客观事实？美国文论家斯坦利·费什(Stanley E. Fish)曾在《普通语言有多普通？》一文中对普通语言或标准语言表示质疑，进而质疑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界划的合理性。③普通语言(ordinary language)这一概念暧昧地囊括着日常语言和规范化的标准语两个向度。 我的看法是，穆卡洛夫斯基的“标准语”概念来自语言学，是符合某种语言标准、规范的语言；这种语言标准和规范是对各种语言现象进行抽象分析与归纳总结的产物，是依据语言要素的沉淀而人为构建出来的语言结构或语法体系。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诗语言)都可作为构建这一规范的材料，反过来，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又都受到这一规范的约束。标准语言与日常语言都会在惯性作用下导致自动化的发生，在这种意义上它们一起站到了反常的、奇异的、突出的诗语言的对立面(甚至诗语言内部也会发生陈词滥调现象，这时所谓的奇异化就可能借助日常语言而与自身的自动化语言拉开距离)；不过，从规范性的程度来说，时常越轨、偏离规范的诗语言(尤其是书面文学语言)却常常比日常语言、尤其是口头语，更符合语言规范，从而成为建构新的语言规范的主要依据。换言之，日常语言更不符合规范，不过这不是有意偏离或越轨的结果，而是语言的个体性差异与即时性语境导致的结果。因此，不管是日常语言还是文学语言，都是现实的语言现象，但并不存在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标准语言或普通语言，标准语只能是一种建构，并潜在地发挥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