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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语言与诗的语言：规范与越轨的张力 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论语言观被认为抛弃内容只论形式而频频遭受批评。对此，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rovsky)认为，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概念并非是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而是包涵文学作品全部容量的形式；并且，什克洛夫斯基强调形式至上正是对前一时期内容至上观念的纠正，是用一种片面性纠正另一种片面性，纠枉必须过正。②也就是说，穆卡洛夫斯基从历史语境方面解释了什克洛夫斯基形式论语言观的有效性。他在《标准语言与诗的语言》一文中，承续什克洛夫斯基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并大大拓展了思路，用“标准语言”取代了“日常语言”，用“结构”置换了“形式”概念，从而将对文学语言特性的研究导入结构主义的轨道上来。 穆卡洛夫斯基从标准语与诗语言的关系入手，认为诗论家与语言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着眼点不同：诗论家关注的是诗人是否受制于标准语的规范？规范在诗作中以何种方式存在？而语言学家关注的则是：“一首诗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用作认识这种标准语规范的材料？”即“诗的语言的理论的根本旨趣在于标准语言和诗的语言之间的差异，而标准语的理论却侧重于它们的共同点。”[6]由此可以明了：一个奉行差异化原则试图在语言作品之中立定自身，一个采用同一化原则从语言的整体中抽取本质；一个排他性地构建差异，一个简约化地构建同一。但事实上二者并不矛盾，标准语的同一性正是诗语言与非诗语言之间构建差异的前提条件，而诗语言强调差异也是为了确立自我同一性。因此，这里讨论的不再是标准语与诗语言的差异，而是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二者在整个语言系统中各自所占的位置及功能。 二者的密切联系存在于如下事实里：对诗歌来说，标准语是一个背景，是诗作出于美学目的借以表现其对语言构成的有意扭曲、亦即对标准语的规范的有意触犯的背景。……正是对标准语的规范的有意触犯，使对语言的诗意运用成为可能，没有这种可能，也就没有诗。一种特定语言中标准语的规范越稳定，对它的触犯的途径就越是多种多样，而该语言中诗的天地也就越广阔。另一方面，人们对这种规范的意识越薄弱，对它的触犯的可能性就越小，而诗的天地也就随之狭窄。[7]原来，标准语作为诗语言的背景，作为诗语言发生扭曲的条件，为语言的奇异化、陌生化提供可能。诗的审美空间的营构正来自于对标准语规范的触犯，来自于越轨的冲动。这种越轨的冲动，破坏规范的冲动源于诗意地、审美地维护“真”的目的及组织审美形象的意图。标准语中规范的力量愈强大，诗语言越轨的冲动也就越强烈，由越轨而拓展的诗意空间也就越广阔；标准语的规范性越弱，诗语言就越难以找到逾越对象，也就越不能与标准语所指涉的世界区别开，因此，也难以营构超越性的审美空间。说到底，诗语言就是与标准语作对的语言，就是对标准语的逆向运用。穆卡洛夫斯基考察到，在诗作内部，标准语也仍是作为背景存在，目的是要突出被扭曲的那一部分诗性语言。因为，全部使用被扭曲的语言就会使诗作失去可读性——我们无法进入一个完全陌生无法识别的文本空间。 从宏观层面来说，标准语构成诗语言背离的对象，也是诗语言活动的主要背景，虽然是以否定的、与此作对的方式；从具体方面来看，文学作品内部对语言的运用就既有符合规范的一面，又有偏离规范的一面。虽然说偏离规范的语言才更接近文学语言的本质，但也正是规范的标准语那一部分作为背景，才指明、彰显了这种偏离现象的存在。相对于标准语的“背景”功能，穆卡洛夫斯基把诗语言对标准语的偏离、扭曲、自我彰显称为语言的“突出”(foregrounding，又译“前推”)功能。诗语言是能最大程度地“突出”言辞的语言。在对突出的界定中穆卡洛夫斯基沟通了什克洛夫斯基的“自动化”和“奇异化”的概念。 突出是“自动化”的反面，即是说，它是一种行为的反自动化。一种行为的自动化程度越高，受意识支配的成分也就越少。突出的比例越大，受意识支配的程度就越高。客观地说，自动化使一事件程式化，突出则意味着对这种程式的破坏。[8] 在诗的语言中，突出达到了极限强度：它的使用本身就是目的，而把本来是文字表达的目标的交流挤到了背景上去。它不是用来为交流服务的，而是用来突出表达行为、语言行为本身。[9] (责任编辑：admin) |